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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中國成立後，相繼派出了自己的第一批駐外大使。雖然他們肩負的使命是相同的，但赴任的方式卻各不相同。首任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吉雅泰乘坐吉普車，頂着仲夏的熱浪，顛簸了三天三夜後抵達中蒙邊界。而新中國首任駐瑞典大使耿飈，則享受了乘坐皇家六乘馬車的高規格禮遇。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一天，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向各國政府發出了第一份公函，表明中國政府同各國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願望。隨即，蘇聯等國相繼宣佈承認新中國。與此同時，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建設也在積極進行。
外交官的三個來源
按照毛澤東“另起爐竈”的外交方針，新中國的外交要割斷同國民黨舊外交的一切聯繫，從外交部設立機構、組建外交隊伍，到任命大使和在外國建立大使館，一切都要從頭做起。
根據中央對外交隊伍的要求以及當時的實際情況，外交幹部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原中央外事組及各大城市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有相當的外事經驗，文化水平也比較高，而且大部分人都懂外文。他們當中有曾任外交部首任辦公廳主任的王炳南和前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凌青。
第二是從解放軍一野、二野、三野、四野、軍委直屬機關和各軍區挑選的骨幹分子。這些同志雖然缺少外交經驗，但他們長期從事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可以把這些經驗充分運用到外交鬥爭的實踐中，將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帶到外交隊伍中來。這部分人應該是外交隊伍的骨幹力量。
第三是從大學裏選拔一些青年學生，他們有熱情、懂外文，還有一定的專業知識。
從人員數量和比例來說，則以從解放軍部隊來的幹部爲主體。
當時，外交部制定了駐外使領館外交官等級配備計劃，大使和公使由兵團級或軍級部級或司級 幹部擔任；公使銜參贊、一等參贊、公使銜總領事由軍級或師級司、處級 幹部擔任；二等參贊、總領事、一等祕書由師級或團級處、科級 幹部擔任。
從審批和任命程序來說，大使、公使由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任命，公使銜參贊、公使銜總領事、總領事、副總領事、參贊由政務院任免，一祕、領事部主任等由總理批准任免，二祕以下外交官由外交部任免。
除了中國首任駐蘇大使王稼祥外，從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先後任命了14位大使作爲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所以被稱爲“將軍大使”。首批將軍大使爲：駐瑞典大使兼駐丹麥公使耿飈、駐羅馬尼亞大使王幼平、駐緬甸大使姚仲明、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譚希林、駐波蘭大使彭明治、駐匈牙利大使黃鎮、駐朝鮮大使倪志亮、駐印度大使袁仲賢、駐民主德國使團長姬鵬飛、駐蒙古大使吉雅泰、駐保加利亞大使曹祥仁、駐印尼大使王任叔、駐瑞士公使馮鉉、駐巴基斯坦大使韓念龍。
乘吉普車赴任的大使
經過認真的準備之後，“將軍大使”們以他們獨特的風采邁出國門，走上國際外交舞臺。
那個年代的交通條件遠不如今天，“將軍大使”們赴任時，有的乘火車，有的乘可載20來人的小飛機，還有的乘輪船，而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吉雅泰則是乘吉普車赴任的，這在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
1950年7月11日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爲了能趕在此前到任，中央要求吉雅泰大使盡快啓程。然而，吉雅泰患有高血壓，醫生檢查後建議他不要乘坐飛機。而此時由北京通往烏蘭巴托的鐵路尚未鋪設好，所以惟一可以選擇的只能是從陸路乘汽車赴任。計算過路上所需的時間，中央決定吉雅泰7月5日啓程。
啓程當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同吉雅泰大使談話。周恩來首先詢問了吉雅泰赴任的準備工作情況，介紹了外交工作的有關方針，提醒吉大使要注意學習兄弟國家的長處，搞好調查研究。談話的最後，周恩來關切地叮囑道，蒙古是苦地方，吃的是牛羊肉，風雪又大，對艱苦的環境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經得住艱苦條件的考驗。
告別了周恩來之後，吉雅泰及部分隨行人員搭乘兩輛吉普車向蒙古人民共和國進發。此時正值盛夏酷暑，汽車迎着熱浪在坑窪不平的道路上顛簸前行。
經過三天三夜的行程，吉雅泰大使一行到達中蒙邊界。這時蒙方派了外交部東方司司長、禮賓司副司長及東戈壁省省長前來迎接吉雅泰大使，並設宴招待。一路勞頓的中國外交官經過幾天的風餐露宿後終於吃上了一頓像樣的飯菜。稍事休息後，吉雅泰大使等換乘蒙方提供的汽車繼續趕路。
在還剩下一天的路程時，蒙外長特派他自己的座車前來迎接這位新中國的大使。
7月9日中午12點，吉雅泰大使一行終於安全抵達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隨後，吉雅泰大使立即與蒙古外交部商談遞交國書的有關事項，第二天就向蒙古人民共和國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布曼曾迪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書。
乘皇家馬車遞交國書
在外交活動中，大使到任是一件正式而非同小可的大事，一般情況下會由駐在國外交部的禮賓官員到機場、車站或碼頭迎接，政府高官出面的很少。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部也制定了一個接待各國使節辦法的草案。其中特別區分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對待不同國家的使節要採取不同的禮賓禮儀。
草案規定，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大使，在他們入境時，由外交部派駐入境處的聯絡官和當地外事處負責人一起前往迎接，並安排專車或定好機位，一路陪同大使來京。大使到京後，由外交部副部長和辦公廳主任、交際處處長、北京市副市長、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等前往迎接。像歡迎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的那種場面實在是一次破例，而且僅此一次(此內容將另文介紹，敬請關注)。
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禮遇就要相差許多。一般情況是在入境口岸給予適當的外交禮遇，出面迎接的官員級別也比較低。在他們抵達北京的時候，由外交部交際處處長前往迎接，如果是公使抵京，則由交際處科長出面。
作爲一項高規格的禮賓活動，當時世界各國呈遞、接受國書的做法不盡相同。
歐洲一些君主立憲國家，呈遞國書的儀式仍延襲着幾百年前形成的古典風格，隆重而繁瑣，但處處細節體現出周道的禮儀。新任使節要在身穿盔甲的宮廷侍衛的保護下，乘六乘馬車前往王宮。
新近解密的中國外交檔案對這類事件多有細膩的描述。新中國首任駐瑞典大使耿飈向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遞交國書時，就曾經歷了這樣隆重的場面。
乘皇宮之馬車，大使乘正禮車(六馬)，交際司長陪坐於左，副禮車(兩馬)三，我使館參禮官員乘坐，每車二人(內翻譯一人)，未懸掛兩國國旗。
禮車至皇宮門前停止，禮賓司長陪大使入宮，典禮局長迎於皇宮門內，侍從迎於第一接待室，樞密大臣迎於第二接待室，均由禮賓司長介紹大使一一握手，其餘參禮人員按次序隨大使之後。
大使入皇宮門時，軍樂隊奏進行曲，兩旁皇家衛隊行持槍禮。
至第二接待室後，樞密大臣奏請皇太子，經允許接見後，即開參禮室門，由禮賓司長與樞密大臣引大使入內，禮賓司長與樞密大臣當即退出參禮室，大使先向皇太子致意，呈遞國書後，落座談話。
當然，自從汽車成爲主要交通工具之後，大多數的國家還是採取外交部禮賓官乘禮車到大使館迎請大使，並陪同大使至總統府或其他呈遞國書的地點。
乘汽車也有禮賓方面的講究。有的國家是安排普通汽車，也不插國旗；有的國家是用國家元首的私人汽車接送新任大使，並在車上懸掛兩國國旗以顯示一種特殊的禮遇。像當時中國駐朝鮮、印尼、捷克等國大使遞交國書時，都是乘坐元首的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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