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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歐洲國家做報告時常被問及，這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怎麼會起飛得那麼快？筆者認爲，它的發生是許多國內外因素促成的。最主要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頭，接受了市場經濟這一合乎客觀經濟規律的理論。這種被擠壓多年後爆發出來的力量是無窮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前蘇聯的瓦解，中國減少了最大的威脅，冷戰結束，使中國有一個相對的和平環境。
我把中國形容爲一條古老而沉重的巨船，在大海中航行。儘管國外還有一股邪惡力量，想方設法阻止它的前進，但是，它堅如磐石，一旦找到了航行的方向———經濟救國，它就會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經濟全球化中國是受益者
筆者對西方提出的世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方案，至今仍持一定的保留意見，因爲它對人口少、資金薄弱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沒有什麼好處，它們無能爲力，只能聽從世界經濟大國的擺佈。但對中國這麼一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就不一樣了。就好像在拳擊場上打拳，一個兩米多高、200公斤重的拳擊手走上臺來，他再笨重，你想打倒他也不那麼容易。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後，每說一句話、每提一個意見，別國都要掂掂分量，考慮考慮。更何況，中國往往是代表第三世界的國家說話，有足夠的後盾。
韜光養晦，以外交促經濟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所以被人稱道，是因爲這20多年來的實踐，使中國人民脫離了貧困，走向了富強。他提出的“韜光養晦”形成了一條新的外交路線，潛力無窮。儘管有人批評中國“韜光養晦”、不與欺侮中國的國家直接碰撞的政策，說這失去了大國的風度，滅了中國人的志氣，但實踐證明，它是成功的。最關鍵的是，中國集中精力埋首建設，使經濟起飛，它所發出的巨大威力使全世界地動山搖。
筆者發現，這一年來，中國已經從被動的“以經濟促外交”，轉到有意識的主動的“以外交促經濟”。這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很值得深入探討。
且看去年中國眼花繚亂的“以外交促經濟”、全面出擊的各種活動，令第一世界國家目瞪口呆，讓第三世界拍手歡迎。首先是中國的近鄰東南亞國家，自朱基總理首先提出和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以來，現在已經到了逐漸落實、具體研究互相減免關稅的階段，一反過去西方大國只考慮本國利益、剝削小國的歷史，消除了東盟國家的憂慮。在處理南沙羣島等爭議問題上，中國提出共同開發，也爭取了主動，緩和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摩擦。胡錦濤主席出訪拉美4國，簽訂十幾個貿易合作協議，互通有無，都是史無前例的。接着，溫家寶總理又訪問非洲，雙方尋求“雙贏”或“多贏”的辦法，支持非洲擺脫貧困。這種以心服人的舉動，使挑撥者黔驢技窮。
對歐經濟牌“相當得體”
在與歐洲關係問題上，中國這幾年大打經濟牌，做得相當得體。歐洲這些年來經濟不景氣，也需要中國提攜一把。此外，歐洲人對中國人的看法，這些年來在不斷變化，我們這些住在歐洲的人特別有直接感受。自己的祖國強大了，別人就會對你肅然起敬。特別是歐洲人，普遍很欣賞和尊敬有學問有本事的人，他們對國家也是如此。對中國的五千年文化他們普遍是很尊重的，但對中國這一二百年來的窮困和落後，他們很看不起。中國經濟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創造奇蹟，使他們佩服之至。一個德國朋友對我說：“我一直認爲，中國古代有那麼多發明創造，說明中國人不笨，現在證明了這一點。我懷疑，其他國家如果有同樣的條件，是否也能起飛得那麼快？”
去年，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漢堡舉辦中歐峯會，歐洲與中國之間舉行了數不清的學術、文化和體育交流活動。法國總統希拉剋、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施羅德相繼訪華；德法首腦宣佈支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溫家寶總理訪問荷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會面，等等等等，都說明中國外交上的成熟，也是經濟起飛的結果。
經濟促外交，外交促經濟，對第一世界的影響特別突出。歐洲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自己在民主道路上先走了一步，因而自視高人一等，對其他國家愛指手畫腳。目前，經濟全球化，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都和世界經濟聯繫在一起，連中國人民銀行提高利率都會影響世界股票的漲落，因而，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舉足輕重。
中國需創建“日本學”
中國這種自由開放經濟的政策，不只是對第三世界國家，也向韓國、日本頻頻招手。韓國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兩國之間相當友善；但日本則深不可測。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又怕又妒又恨，又不知所從。他們心胸狹窄，看到中國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心態極不平衡。可是，中國又是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一旦倒塌，對日本的後果不堪設想。日本一些右派記者宣傳“中國軍事威脅論”，企圖製造這樣一種空氣———中國領導人在挑動反日情緒。實際上，他們是想借此在本國國民當中製造仇華心理，找藉口加強和擴充軍事力量。日前，筆者與德國的老總理施密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說：“中國對日本的友善不要操之過急，不然會得罪一批不喜歡日本的亞洲國家。日本不承認二次大戰的罪行是不明智的，給自己帶來了孤立。”
中國對待日本，不是什麼韜光養晦的問題，而是如何改善兩國人民關係的問題。必須從民間着手，促進民間的經濟合作。
不久前在上海，我和在京都龍谷大學任教的老朋友卓南生教授相遇。我們都認爲，中國太不瞭解日本，應該多出些書，多召開些座談會、研討會。中國的對日政策，有時過軟，有時過硬，而且帶有不必要的成見，必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而日本把中國人的脾性吃透了。中國也需在各大學創設“日本學”，要全面、系統、科學、嚴謹、客觀地研究日本的歷史和文化，要學會尊敬他們，他們有很多長處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
筆者認爲，對待日本人民、做生意的人要友好謙和，他們對過去的侵略戰爭不應負責任。但日本政府的過分舉動，如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就是要成心做給你們看，向你們挑釁，看你們怎麼辦。中國也不能過多謙讓，你越謙讓，他就越會得寸進尺。
國內有一些人認爲，過去的舊賬就讓它過去吧，不必再提了。筆者認爲這是不對的。日本在歷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需澄清，而且要不斷地提，這是對歷史的一種嚴肅負責的態度。筆者時常懷疑，中國是否仍有必要與日本的經濟扣得那麼緊？“外交促經濟”也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時候，讓日本經濟界吃點苦頭，讓他們跳出來叫嚷，比你不斷提抗議要強有力得多。這只是筆者在歐洲的一己之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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