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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30日至2月3日，中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電視、廣播、新聞網站，都在最顯著的位置“記述”着流腦疫情的進展情況，這種記述，包括了最新情況播報，專家解析，以及衛生疾控部門、交通部門的最新表態。
新京報報道，“每年都有流腦發生，今年安徽爲什麼會引起這麼高的關注度，我們也說不清。”2月1日，安徽省衛生廳新聞辦一位負責人這樣迴應境內外媒體的採訪要求。
更普遍的觀點認爲，在過去兩年先後經歷非典、禽流感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考驗之後，國內公衆和政府部門對流行病疫情有了足夠的關注度和警惕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北京，按北京市衛生局發佈的信息，由於C羣流腦在北京長期未流行，北京人羣對C羣流腦處於無免疫狀態，將首批調運10萬支可以免疫C羣流腦的A+C羣流腦疫苗提供易感人羣接種。
“無免疫”這個字眼，顯然對經歷過非典的北京人觸動不小。
2月2日中午12時，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賀雄走出單位大門，第一眼就看到接種大廳關閉的兩扇玻璃門外，20多位市民在寒風中排起一條隊伍。玻璃門裏面，公示牌上面寫着，A+C羣流腦疫苗接種時間，下午13：00~17：00。一個小時後，賀雄站在接種大廳里布置最後的接種準備工作。兩邊的玻璃門先後被完全推開了，成百上千的市民小跑着涌進大廳。
作爲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新聞發言人，賀雄自己也很快被媒體包圍了。面對媒體對疫苗供求的反覆追問，賀雄在反覆回答“原則上可以滿足需求”後，避開鏡頭轉過身說，現在大家擔心的不應是疫苗，而是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和羣衆過於高漲的接種需求。
“去年就有一次疫情”
“其實，流腦並不可怕，這是一種常見的流行病，流行病總有他的發生規律。”解放軍105醫院傳染科主任陳從新說，我們只要正確認識流腦，並及時治療，這種流行病就是可防可治的。“早在去年春天，我們就預料今年可能還有一次流行。”陳從新對記者分析了流腦發病的一些規律。
流腦全年都可發生，但有明顯季節性，多發生在11月到次年5月，3到4月爲高峯期。
人感染後可產生特異性免疫，但隨着人羣免疫力下降及新易感者逐漸增加，使本病呈週期性流行，一般三到五年小流行，7到10年大流行。按陳從新的說法，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安徽已出現一次疫情，當時患流腦的人數甚至超過這次。
“我印象中那次全省有200多人患病，死亡11人。”陳從新說，“當時我們就預測安徽省今年可能還有一次小流行，現在這個預測應驗了。”
“爲什麼今年流腦被如此關注？”與流腦防治打了四十年交道的北京地壇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丁靜秋對此也表示不解。
1月31日，丁靜秋說，流腦發病的主要傳染源是病人和無症狀帶菌者。該病隱性感染率高，成人60~70%爲無症狀帶菌並對流腦已具有免疫力，發病多爲兒童。由於病原體對外界環境抵抗力差，只有與傳染源密切接觸時，纔可能感染流腦。因此，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議，不去疫區的成年北京市民無需接種A+C羣流腦疫苗。
丁靜秋說，按她的統計，每年冬春季醫院都要接治流腦病例，僅2004年春天，醫院先後接治了50位流腦病人，“他們絕大多數是從外地來北京的打工者。”
C羣是近年新發現的羣，目前公開的報道認爲，此次安徽發現的61例流腦病例屬於C羣，C羣腦膜炎雙球菌是禍首，由此帶來了社會對C羣的廣泛關注。
如何看待疫情信息？
截至目前，已有更多專家發出聲音，認爲此次流腦疫情屬於常態，而信息傳播有放大恐慌的嫌疑。
在安徽省內，有關部門對疫情信息發佈的態度也有一些變化。該省衛生廳新聞辦一負責人介紹，起初省內對疫情也抱着不對社會公佈的態度。隨後，省衛生廳新聞辦出於對公衆知情的考慮，於1月29日約見省內各媒體通報了疫情，1月30日疫情情況被各媒體刊載。但1月31日下午，安徽省一位分管領導對這種做法提出批評，當晚，安徽省內各媒體就接到不準再報道的通知。
2月2日，安徽各市縣衛生防疫部門又接到了省衛生廳的緊急通知，被要求除按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不準越權對外公佈疫情，甚至連防疫、防治工作的所有相關內容也不得公佈。
從非典後開始的疫情信息公開方式似乎受到了質疑。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對流腦這種流行病，社會公衆的瞭解程度並不高。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對5986人的調查顯示，63%的人對流腦一點也不瞭解。
在北京，公衆對疫情的關注也趨向平靜，一位市民說，“流腦”用四天時間走完了去年“禽流感”造成的半月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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