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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感擔子很重”
江澤民接到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到北京。當他匆忙趕到機場時，發現等着他的是一架專機，但是在北京南苑機場接他的汽車卻是一輛普通的大衆桑塔納。直到此時，江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當鄧提出由他擔任總書記時，江大爲驚訝。他表示了他對鄧的感謝和對黨的忠誠，保證他會做黨要他做的一切。“我擔心，”江說，“我擔當不起黨賦予的偉大使命。”
江澤民對這一任命感覺很複雜。他是有抱負的，但並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當時，他向鄧解釋說，他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是一個缺陷，在與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數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時更是如此。鄧回答道：“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將幫助你克服任何困難，你不必擔心。”當晚，江乘同一架飛機回到了上海。
雖然許多人對任命江的決定感到吃驚，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據傳，鄧說：“如果我們推出的領導層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麼在將來會有更多的麻煩……我們會永遠得不到安寧……我們必須讓民衆產生信任。”
此外，鄧認爲中國的新領導班子要具備幾項關鍵素質。最重要的一條是品質高尚。江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積累了令人難忘的戰績，而且從沒有跡象顯示他與任何醜聞有聯繫。他的黨員履歷堪稱模範，並一直支持鄧對中國的改革構想。與之同等重要的，是有專業技術知識、政治經驗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徹瞭解改革中的問題。他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掌握外語技能，並受過科學訓練——鄧稱江是一個“夠格的知識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個具有魅力的領袖形象。
江主要的不利條件——沒有堅強的支持基礎——現在也變成了優勢。“我需要一個不搞小圈子的人。”鄧說道。
沈永言記得江在剛剛被提升的那段日子裏經常在深夜給他打電話。“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沒什麼大事，經常談論他如何適應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務的形式與挫折。他處於來自方方面面的重壓之下，有時晚飯之後，他就會感到寂寞。他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他的家人還在上海。”
江澤民是獨自一人，而且並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在北京也沒有個人班底。他在軍隊沒有任何關係。他知道，實際上每一個人，從北京的內部圈子到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認爲他是個過渡領導人，一個臨時看管職位的人，江後來評論說：“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經預想任教大學
1988年2月大年夜，當鄧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覽中心友誼廳時，人們都起立鼓掌。江澤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鄧的身邊，表明了鄧對這位熱情的上海市委書記的信任。
12個月後的1989年2月初，江澤民又與鄧小平一起慶祝了新年。鄧小平已經八十五六歲了，爲了能目睹中國的發展，他辛勞了一生。他已經來日無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澤民似乎正在實現他的夢想。
1988年下半年，李鵬總理決心凍結物價。新的樓房建設——特別是賓館和寫字樓——實際上被禁建。全國1萬多個項目被中止。
現在也到了江澤民重新考慮自己的事業的時候了。1989年他將滿63歲。傳統上爲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江澤民想徹底改變一下。他想成爲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
儘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來確保大學裏謀得一個席位，但他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成就來取得。他回憶起翻譯過有關電力問題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聯繫，希望恢復這項工作。
“江給我打電話時，我感到很驚訝。”沈說，“他急於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說，我想不起來手稿到哪兒去了。已經過去20多年了，還有10年是消磨在混亂的‘文革’中。我告訴他我會找找看。”
沈在書架和壁櫥中仔細查找，終於找到了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樣的被遺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爲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將原稿賣掉或燒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說。“請幫我把手稿校對和編輯一下。”江懇求沈，“這本書對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說，“就聽到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我親愛的朋友，江澤民，成了共產黨的總書記。‘好吧，’我想，‘我們小小的出書計劃就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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