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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很怕在報道中使用諸如“某校某專業某人”之類模糊的消息源，因爲害怕讀者認爲我只是用腦採訪———憑空想像，杜撰事實。但這次沒辦法，我得遵守對採訪對象的承諾。
記者來訪，幾位研究生很高興也很願意傾訴，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媒體的報道，讓更多的人關注研究生的處境。但他們多次請求記者：“千萬別寫我們的名字和專業，別提具體的項目，連學校也最好不要提。”他們害怕被導師懷疑而遭到報復。
“導師對我們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趙文這樣說，“論文能否過關，能不能拿到學位證，都是導師說了算。”因爲得罪導師而日子很不好過的例子，他們都聽說過，所以，他們怕導師，敢怒不敢言。
“終於有說話的地方了。”一句話聽得記者很心酸，在他們眼裏，“說話的地方”是指說了就能多少產生些效果的地方。對導師的不滿、抱怨甚至怨恨，在平時，只有幾個“同病相憐”的人一起時，才能痛快地宣泄，但這絲毫改變不了他們的處境。
給導師“打工”，學不到東西，如果收入能多點，趙文心裏也會好受一些。他曾經多次鼓起勇氣想請導師加點工資，但一次也不敢開口。
研究生3年，大部分時間很可能就是幫導師幹些“體力活”，還會累得夠戧。我把王克的遭遇講給一個朋友聽。朋友正在某重點大學讀傳播學的研究生，常常向我抱怨導師一心撲在自己的廣告策劃公司上，一學期也難得見幾面。朋友一拳砸在我的肩膀上，笑嘻嘻地說：“和王克相比，我幸運多了，至少導師沒讓我去他的公司打些無用工。”朋友似乎滿足了。
在幾位研究生的眼裏，導師似乎只管賺錢，就像一個皮包公司的老闆，極其廉價地使用着手上的十幾名研究生。有的導師對某個項目的研究領域並不熟悉，也接了下來。這樣的例子，趙文聽說的比較多。
“這個研究生讀得太失敗了。”幾位研究生都有類似張勤的感觸，他們很鬱悶，也很無奈：不是學不好，而是沒有機會學。因爲自己的時間，大都奉獻給了會給“老闆”帶來鉅額利潤的項目。
高校裏還有多少導師在兢兢業業地指導着自己的研究生？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知道答案的問題。但接受過採訪的不少人都不約而同地向記者表達一種預感：當研究生越來越多的時候，好的導師恐怕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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