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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04年無疑可以稱作“宏觀調控年”，2005年則被普遍認爲是一個“改革年”。這使外界觀察今年“兩會”的興趣愈濃，而2005年恰好又是“十五”計劃的最後一年
這次“兩會”，也是十六屆四中全會後的第一次“兩會”
“自從盤古開天地，不收皇糧第一回”。這是出自安徽來安縣邵集鄉鬆郢村的一幅2005年新春對聯，“雖說土氣，但能說出我們農民的心裏話。”鬆郢村村民樑振虎說。
農民以春聯表達自己對形勢的判斷，在中國政治傳統中並不罕見。但取消農業稅這個“第一回”所凝聚的民意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對執政黨的民意支持，卻引起了新的注目。
“兩會”前另一番頗受關注的情形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開展，被海外媒體稱爲“中共最大的自我教育活動”。北京中直機關一位張姓公務員正在參加這項活動，“這個詞有些拗口，但是單位抓得很緊。”
每天她都要經過西單地鐵，在北京最繁華地段的地下通道里，乞討者已經凍得不堪忍受，幾個人蜷縮在一起，張將一元紙幣扔到乞討者鐵製的錢罐裏，對方一點反應也沒有。
“太冷了，我穿着羽絨服都難受，可他們卻要在這裏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黑夜，這時，我不知怎麼就想起了自己是個黨員。”她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年初,溫家寶總理爲死難礦工落淚的一幕,引發了媒體的紛紛報道。然而,同樣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發生在2004年的黑龍江雞西“欺騙總理事件”──總理的批示被地方官們推來推去，甚至交上嚴重“摻水”的調查報告。這一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做法顯示了這些地方官員極低的執政能力。
因反映雞西市政府欺騙溫家寶總理而聞名的夏家駿的評價是,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機制,讓制度來保障每個官員不敢撒謊、不能撒謊,既對中央負責,也對百姓負責。
本屆政府爲建立這樣的制度做出了新的努力,但要完全建立起來,又恐怕不是一屆政府任期內所能完成的事情。21世紀初的中國就在這樣的矛盾中前行。
經受一次次考驗
2005年3月，全國“兩會”即將舉行，這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後的第一次“兩會”。在四中全會上，2004年9月1日，江澤民提出辭去黨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他在信中還表示，“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從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到2005年3月，已經將近兩年半，距離十七大，還有不到3年的時間。2003年3月本屆政府誕生，到今年3月，也已兩年，至下一屆全國人代會換屆選舉，還剩3年。按一種通行說法，新一屆領導集體正在步入“中考”期。
在十六大結束前後，中國媒體熱議的話題是“13年大脈絡”。在之前的13年中，在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2002年，在胡錦濤剛剛擔任黨的總書記的時候，海外有媒體在報道時，用了“Who is Hu”(誰是胡)這樣的標題。不僅海外人士對新的中共領導人感到陌生，即使對許多普通中國民衆來說，當時也不太清楚新的領導人將帶來什麼。
這使2003年3月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備受關注。在這次會議上，新的國家機構領導人選舉產生，胡錦濤當選爲國家主席。這次“兩會”上出現的一系列新變化，給媒體帶來了一片驚喜。新華社的報道說，“今年的‘兩會’，新人多，新氣象、新作風、新觀念更多，透露出中國政治的新走向”。人代會結束時，新當選總理的溫家寶向中外記者介紹了本屆政府的施政目標和綱領。
距此又過了兩年。2003年的抗擊非典，以及2004年實施的“比非典更嚴峻的考驗”的宏觀調控，爲這一屆政府打上了特殊的英勇氣概和機智色彩，也爲其今後的執政確立了堅實基礎和縝密思路。
兩年中,中國經濟在2002年增長8%的基礎上,分別增長9.3%和9.5%,許多領域的表現讓外界驚異。隨着胡錦濤在國際舞臺上的頻頻精彩亮相，新的領導層確立了自己的威望，明晰地展示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完善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體系,並向世界描繪出了一個清晰的中國未來。而對於即將召開的“兩會”來說,黨的高層頻頻提及的和諧社會理念,則構成了一個頗有意味的背景。
“像勇士一樣”
剛剛過去的2004年和已經開始的2005年，對於在北京市宣武區馬蓮道一個施工隊裏打工的河南林縣農民陳文平來說，具有積極意義。
2004年春,從16歲就開始務農的年僅21歲的陳文平來北京打工,2004年年底他順利地拿到了7000塊錢工資,回家給了父母。
他有點羞澀，“出來的目的，就是攢錢，娶媳婦。老家娶媳婦要花3萬塊錢(不算蓋房子)。給女方彩禮要1萬，買傢俱、家電1萬、婚慶典禮置辦酒席等還要1萬。”
按他現在的收入水平，如果4年不拖欠工資，陳文平就有娶媳婦的經濟能力了。另一位民工李澤明說，去年能夠拿到工資，“和溫家寶有關，總理都幫我們要，誰敢不給!”
有媒體在此時再度引用了2003年底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做的一次演講,他說:“不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他們就有可能陷於像狄更斯、德萊塞小說所描寫的那種痛苦境地。”
解決拖欠問題，取消農業稅，以及幫助下崗失業者，使衆多的弱勢人羣看到了希望;而諸如把“保護合法私有財產”這樣的內容首次寫入憲法，則使更多的公民尤其是中產者及富有者感到了安全。
“回憶起來,我感到好可怕。會過去的,會過去的,我們都在祈禱。而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參加2003年抗擊非典風暴的北京某醫院的一位年輕的女醫生回憶。
她和她的一個同事，都投入了那場“戰爭”，“我們最初是不滿意的，因爲有人隱瞞了疫情，儘管失職官員受到了追究，但還是絕望。”
“如果問我，什麼時候看到了希望，可以說，就是看到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像勇士一樣，我對他們的好感就是從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
“這一屆政府的最大特點就是倡導以人爲本，從口號、理論、實踐上進行貫徹。”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謝慶奎說。
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的中國科學院著名學者陸建華認爲,如果看這兩年來的中國政治,可以發現很多事情都是中央領導層主動促成的,這說明他們是幹實事的。
“比如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學習型政黨，制訂《黨內監督條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推進黨內民主，執政能力建設，兩次出臺涉農‘一號’文件，簡化出訪視察的送迎儀式等。”
陸還提到了抗擊非典、宏觀調控、制度反腐、遏止“臺獨”、處理香港問題、防治艾滋病、應對礦難等方面的舉措。
在處理中美關係、與周邊國家關係、與發展中國家關係,以及反恐、伊戰、朝核等敏感問題上，這一屆政府也有新穎的思路。
“有時是主動出擊,有時是事發後的‘被動’策應,但這是相對的,比如非典,看起來是被動的,但實際上從解決問題來看,被動中卻贏得了難得的主動。中央政府處理這些問題的戰略和技術,在‘兩會’上必然會引起代表和委員們的興趣。”陸建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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