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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一個地方出臺“禁止公款賭博”的規定，不少人都覺得很搞笑——按中國的法律，賭博是犯法的。不僅用公款賭博違法，用私款賭博也違法；不僅領導幹部賭博不允許，平頭百姓賭博也不允許。出臺這樣的規定，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麼？不，不不！這不是諷刺，也不是幽默。政策是現實的反映。現實中賭博的領導並不少，而且幾乎都是用公款。
出境賭博者絕大部分是“官賭”。平頭百姓哪能如此方便地、頻繁地出國賭博？只有“官”有這種路子和實力，機會和權力。瀋陽慕馬案主犯、原瀋陽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曾經17次去澳門賭博，最多一次三天輸掉上千萬；廈門遠華走私大案主犯之一、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和馬向東一樣，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還飛到澳門賭博；延邊交通處長蔡豪文一年中到境外賭博27次，將300多萬元公款揮霍一空。一些黨政官員出國考察，實際是爲了滿足賭癮，一些政府代表團到美國考察，拉斯維加斯是一個“必須”的考察項目，名曰是考察城市管理、旅遊交通，其實都是來試一把手氣。澳門賭場去年共接待了大約1600萬賭客，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國內。周邊國家開設的豪華賭場大部分都是針對中國人的，除了港、澳外，包圍中國周邊地區的賭博網已從原先的東南亞，延伸到中俄、中朝、中韓，甚至中蒙邊境。
“官賭”大都是用公款。境外賭博一般使大錢，平頭百姓哪來這麼多的資金？用公款賭博輸掉了毫不心疼，輸了還能源源不斷地拿。湖北省駐港辦前主任金鑑培，兩年內在賭場輸掉1.4億元港幣；郴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樹彪，挪用公款1.2億元，通過地下錢莊兌換成港幣到澳門賭博，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過去五年，至少有400多名黨政官員或國有企業領導，在澳門賭場栽倒，輸錢少則10多萬，多則上億元，都來自公款。據報道，中國每年有接近600億元資金流向國外、香港及澳門地區的賭場和賽馬場。想想，假如這些輸掉的錢是掏自己的腰包，這些“官賭”會去賭麼？用不着有關部門嚴查，光老婆就會管得嚴絲合縫，一分錢也流不出去。
“官賭”也是受賄的一種手段。有統計顯示，在檢察機關查處的賄賂案件中，80%的行賄者是用公款行賄。賭博變成了行賄受賄的一條重要渠道。下級孝敬上級，明目張膽送錢不方便，在賭場上送者堂而皇之，納者則心安理得；或故意在賭博中輸給領導幹部，或爲領導幹部出賭資，無論那種方式，本質都是權錢交換。最終這些付出的賭資都會通過其他的方式撈回來。原廈門副市長藍甫在澳門一天一夜輸350萬元，都是賴昌星付賬，而他也爲賴昌星的走私犯罪提供了方便。
賭徒是精神空虛的表現，“官賭”同樣反映了官員的精神狀態。但我們應當認識到，不是賭博讓領導幹部心靈空虛，而是領導幹部的信仰危機，才產生了賭徒心理；首先有領導幹部的貪污受賄，纔有公款賭博；首先有領導幹部權力不受制約，纔有官員頻繁出國賭博、資金隨意流出。從一些案例看，一些地方就是因爲對領導幹部特別是對一把手監督機制不健全，領導一個條子或者一個電話，就能把鉅額資金劃轉到他所需要的銀行賬戶上。
“官賭”的根源在“官貪”。沒有“官貪”就沒有“官賭”。官貪是後盾，是基礎，“官賭”是消費，是出口。查“官賭”，關鍵是查“官貪”。“官賭”只能說是“官貪”的一個表現。那些在境外購置豪宅，一擲千金的官員子女們，他們的錢是哪兒來的？僅僅靠官員本身的合法收入恐怕達不到這種消費水平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難道這些錢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自己家裏固有的嗎？當然不是。若是撿來的，就應當歸還失主；如果是受賄的，貪污的，都是犯罪行爲，都必須嚴格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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