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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十分注意聽取更爲廣泛的意見，以促成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
楊志高顯然沒有想到他會走進中南海。他是個偏遠山區的鄉村教師。
2005年1月25日至2月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座談會，徵求各方對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科技、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界代表和企業界的代表，都出席了座談會。
其中包括楊志高。座談會的那天，他穿着民族服裝，在一起座談的人裏很顯眼。
“總理表示感謝大家發表意見”
楊志高對《瞭望東方週刊》說,他在沒見到溫總理的時候很緊張，但是,“見到以後覺得溫總理就像多年沒見到的親人。”
剛見面的時候，溫總理主動走過來和楊志高握手，“他問我是不是楊志高，他還說他去過我們那裏，我們那裏很窮，現在好些沒。”
“開會的時候，我和總理的發言中間只隔了一個人。我是第三個發言的，按理說，每個人只有10分鐘發言時間，但我說了10多分鐘。”楊回憶道。楊向總理提出了一個請求：貧困學生太苦了，政府能不能撥出經費彌補基層教育的貧困，比如免掉學雜費、書費，並且發放一些生活費。
“我剛說到這裏，總理打斷了一下，問我，這項工作兩年前不是已經實施了嗎？我只能鼓起勇氣說：‘中央是有政策，但是有的地方並沒有解決。’總理接着說，這是一個讓他睡不着覺的問題。”
因爲想到家鄉那些貧困生，楊在發言的時候有些激動，差點哭出來，“總理聽完我彙報後說他很難過。”
會議從上午9點半開到下午1點半。“總理表示感謝大家發表意見，他還說‘老百姓向我們反映問題，是因爲老百姓對我們有信心’。”
楊志高動情地說：“都沒想到我會見到總理。總理要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可是他和藹可親。我願意好好地工作。座談會結束後，我很想和總理照張相。”
不是總理的個人行爲
從某種程度上說,溫家寶總理給人們帶來的親民務實印象,與他堅持不懈的基層調研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精神也是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一個風格,它激勵着本屆政府的所有官員效仿,從而促成一種新的決策機制。
2003年的除夕,溫家寶在距離地面720米的一個煤井度過,他和礦工一起吃年夜餃子,這個舉動開始被一些人理解爲一次例行的高層領導向基層送溫暖的活動。
2003年3月,溫家寶正式就任總理，在人代會結束時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到中央工作之後,“全國2500個縣區,我跑遍了1800個。”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他一貫的工作方式。
在就任總理之後的2004年、2005年的春節，溫家寶總理依然是和最基層的老百姓一起度過，除了關懷羣衆的生活，也獲取了很多“一手材料”。不僅如此,即使在平常的外出視察中,溫家寶總理非常重視向最廣泛的人們徵求意見。
在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視的時代，作爲一國總理的廣泛徵求施政意見,被人們形象地稱爲“總理問計”。但這不是總理的個人行爲，而是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工作方式的轉變。
在這倏忽而過的兩年當中，總理問計更加頻繁。作爲國務院的“當家人”,他重視人大和政協提出的建議、提案和議案,也積極向民間尋求智慧;他重視傳統的智囊團,如國務院參事機構,此外他還親自登門求賢。
在一次會議上,溫家寶透露,爲了油氣資源和水資源發展的問題,他曾登門請兩位資深中科院院士出山,爲政府決策做諮詢。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滿船對《瞭望東方週刊》說,尤其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溫家寶在這次會議上說，他要求兩位院士不要馬上提交報告,而是一年之後再提交。
“這個例子一方面反映出溫總理非常注重專家意見,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對科學決策的重視。”王滿船說。
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兩年多中，本屆政府聽取意見的渠道更爲廣泛了。
這方面更長遠的話題是，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決策諮詢體系;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這一制度如何加快形成。
聽取“智囊”的個人諫言
在中國，個人能直接與總理交流的機會不多，因此許多建議和報告都是通過內部渠道送達高層。像李昌平那樣給總理寫公開信的人是極少的。
國務院參事就是以個人身份參政諫言,並以“直通車”形式傳遞至高層。這兩年來,這一機構愈加得到重視。
2003年3月24日,一份名爲《關於進一步做好新時期政府參事工作的意見》的文件讓國務院參事們感到欣慰。這份文件詳細說明了新時期參事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點。而中辦、國辦關於國務院參事室的上一份文件是1995年發出的。
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蔣明麟說:“以往都是在每年中秋節前後，中央統戰部和國辦舉行例行招待會,請參事們出席晚宴，然後由參事代表發言。一般來說實質性內容不多,禮儀性的成分多些。”
2003年以後，情況有了較大變化。參事室在這一年把例行招待會變爲工作會議,得到了溫家寶的肯定。蔣說,“這份文件出臺的時候,溫總理上任才5天。”3月24日正是北京非典疫情逐步肆虐的時候，溫家寶視察參事室的計劃一直被拖到了9月。
9月10日,溫家寶視察參事室。按照中辦的安排,具體時間定在當日的15點到16點半。一位參事回憶，當時總理提出親自掌握會場，希望大家告訴他真實情況。總理甚至詼諧地說，提個建議，提個問題，哪怕講個故事都可以。
“這樣,一下子就把大家和總理的距離拉近了，”蔣明麟回憶道,“發言很踊躍，氣氛非常熱烈。”溫家寶在每個人發言之後，都根據自己對問題的瞭解，或是補充，或是肯定。
氣氛逐漸達到高潮,“最後，絲毫沒有做準備的人也做了即興發言，”蔣說，“其實大家都想和總理談更長的時間。”
溫家寶最後要求大家，做官的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裏，傾聽羣衆呼聲，瞭解真實情況。他還提出，設立參事室、文史館，目的是爲了廣開思路、廣納羣言。
時間已經到了17時40分，比國辦安排的時間足足超出一個多小時。最後，各位參事的意見都被彙總到國辦，再呈總理。
總理批示過的意見被轉到各相關部委，擬出解決意見後，再將這些回覆意見轉達給提出問題的各位參事。
蔣評價說:“由此可見，溫總理做事不是走過場，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很紮實。這也讓我們參事知道，總理來這裏，不僅是來聯絡感情的，更是充分重視參事的諫言獻策。”
問政基層知識分子
向基層知識分子請教，也是本屆政府問計於民的體現之一。
在防治艾滋病的領域，有兩位大學教授經常被人提及，一位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教授桂希恩，另一位是河南中醫學院一附院教授高耀潔，後者被媒體稱爲“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對溫家寶去他家的那天記憶猶新:“那是2004年的6月11日。那天，有工作人員問我住在幾樓？我說5樓，那人就說‘那總理就不到你家去了’。但是總理還是來了，他下車以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來看你來了’。”
“我沒有準備水果，但是有礦泉水，總理沒喝。開始的時候我很緊張，總理問我:畢業後在青海工作了多少年？我說16年，他說:‘那你吃的苦比我還多’。”桂希恩回憶道。
桂希恩謙虛地說:“謝謝總理。我只是盡了一個醫療工作者的職責,做的還不夠。”
溫家寶接着說：“我一會兒到你辦公室聊聊。聽聽你們對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隨後溫家寶和桂希恩一起去了醫院，在醫院辦公室開了1個多小時的座談會。總理說:“我們必須提高全社會的道德素質，提高對艾滋病危害性的認識，樹立防治艾滋病的信心，還國家一片淨土，還艾滋病患者一個美好的心靈。這需要醫療工作者的獻身精神，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桂希恩說:“我覺得總理對艾滋病的基本情況是瞭解的。他是第一位與艾滋病人握手的國家領導人。他在上蔡縣過春節，文樓村開座談會，和孤兒院的孩子打乒乓球。那天，總理對當地幹部講：應該對艾滋病孤兒有更多的關心。他還對地方官員說，‘我拜託你們了！’”
在政府負責人裏面，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亦曾在艾滋病防治問題上請教過高耀潔教授。
2004年9月5日,北京西郊清華園一個幽靜的小院，剛從美國來到清華大學擔任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的姚期智博士迎來了一位“貴客”。
“如何辦好高等教育,發展國家信息科學,政府應該爲此做什麼？我今天來,就是想聽聽你這方面的建議。”溫家寶笑着說。
“海外華人中有很多傑出人才,清華大學更有一流的學生。我相信，有一流的教學人才和一流的學生，我們是可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姚期智說。
溫家寶隨後說,“我們還要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高層次人才。同時，各級政府也會千方百計爲他們創造工作、生活條件。”
除了注重諮詢國內專家的意見外，溫家寶還積極與國外專家交流。2003年12月，溫家寶訪美期間，在紐約會見了包括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高級學院中國研究部主任大衛·蘭普頓教授在內的5位著名專家學者。
會談後，蘭普頓告訴媒體，溫總理向他們提出了一些問題，雙方就臺灣問題、中美經濟貿易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
“親民”也是一種“問計”
頻繁的基層調研幾乎是溫家寶總理特有的工作方式。從公開報道分析，總理一年至少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是在基層考察工作，而且每次在基層調研時，他都會同普通羣衆座談，噓寒問暖。
2004年8月1日下午3時半，溫家寶總理來到大慶1205鑽井隊作業現場。總理站在鑽井隊面前，動情地說:“今天到1205鑽井隊，是我主動要求的。”
當天晚上，7時40分，溫總理召開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溫總理說：“兩分鐘談情況，三分鐘談問題，五分鐘談打算。超過十分鐘，我就敲杯子。”
8月2日上午，溫家寶總理來到哈爾濱鍋爐廠下崗職工杜曉萍家，得知他和妻子都已下崗，總理關切地問:“你們兩個都下崗了,家裏困難很多吧？領到失業保險費了嗎？多少錢？跟我說實話,沒關係！”他說:“省長、市長在這兒,你們跟我說實話。”
溫家寶會從羣衆反映的問題裏發現癥結所在，進而會由一縣一鄉聯繫到全國的情況，並及時解決。總理幫重慶農民熊德明討薪就是一個例子，此舉惠及全國3億民工。在2003年和2004年連續兩年的年末，各地政府紛紛把清償農民工工資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農業稅的取消也是中央政府在基層多次調研之後採取的措施。這是“三農”問題的破題之舉,億萬農民額手相慶。
2004年6月8日,溫家寶走進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廟村,與農民王轉運交談起來。總理問:“今年交了多少稅？”王轉運答:“一畝地60多塊。比去年減了40多塊。”“好。我告訴你，稅還會減下去。今年減3個點，明年還減,5年內要全部減完。”
爲了進一步瞭解稅費改革和農民負擔情況，溫家寶隨後又驅車來到十堰市鄖縣城關鎮堰河村，向農民瞭解情況。
王滿船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總理的‘親民’實際上也是一種‘問計於民’。”
王滿船認爲“問計於民”並不是說一定要哪個農民給總理提出具體的計策。總理在與農民交談的過程中瞭解到了真實情況，就會形成自己的想法，這也是一種“問計於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一位熟知溫家寶的官員說，溫家寶到外地視察的時候，經常會讓車隊忽然停下來，沒有事先安排就下車，與附近的民衆交談。
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原河北省豐寧縣委副書記依然清晰地記得2002年3月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參與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組討論時的情形。
當時豐寧遭受了連續三年的旱災，政府正發放糧食幫助農民。當他彙報豐寧縣政府正按照鄉村逐級統計上來的數字發放糧食時,被溫家寶打斷:“這樣做不行，只靠統計數字做事不行,我們必須眼光向下，只有親自下去調查,一戶戶查,一家家問，這樣才能真實瞭解受災情況。”
其實，不論“三個新年百姓之約”也好,突如其來地與民衆對話也罷,在“親民”的行爲後面,對於溫家寶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渴望瞭解到真實的民情，而這與政府科學決策息息相關。
在行政學中，信息系統是現代政府決策體制的三大系統之一，信息掌握的準確與及時是科學決策的基礎。
2004年3月4日,溫家寶在參加政協經濟界、農業界委員聯組會議時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有專家認爲,總理問計於民,體現了執政黨的宗旨，但有時也是由於某些不得已:我們的決策支持系統還不成熟,總理還不得不更多的去做調研，甚至有時撇開傳統的機構而走到老百姓中間去。
溫家寶談政治體制改革
本屆政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打算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重大的經濟決策、重大的經濟問題和重大的經濟項目要經過充分論證，形成領導、羣衆和專家相結合的決策機制。
第二，依法行政。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都要按照憲法和法律執行公務,同時又要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和規範。
第三,民主監督。政府要自覺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接受羣衆和輿論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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