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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出席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任玉嶺委員講起了自己的經歷——
“1989年，我到某沿海城市工作，當時市府僅有市長、副市長4人，市委僅有書記、副書記3人，政協僅有主席、副主席4人，人大常委會僅有主任、副主任4人，而今這些位置的官員翻了一番還要多，特別是市委常委職數比原先增了3倍還要多。”
“當今全國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達4000多萬人，還有500萬人依賴於政府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治。我們的民官比已經高達26：1，吃‘皇糧’者佔總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憂。”任玉嶺委員說。
在分析其中原因時，任玉嶺委員說：“一是幹部提拔過快、過寬造成的。二是各級領導幹部換得太快，特別是地、縣級幹部。我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換了5個書記、4個市長，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響下，新的書記上任後，便更換一批新領導。我曾經歷過三任書記的換班，每次都要進行幹部的大調整。新官上來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雖然不能再做官，但其官位還要保留。”
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和膨脹，而且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經管的又無人管。人難見、事難辦，往往與官位過多、人浮於事有關。“官多了消費就多，且不說車子、房子、工資和獎金，就說用車費、招待費、出國培訓考察費，一年就得花多少錢！”任玉嶺委員說。
姜笑琴委員認爲：“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僅加大了財政負擔，影響了經濟發展環境，而且擠佔了教科文衛、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資金，損害了人民羣衆的切身利益。”
“精簡機構，簡政精兵，仍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任玉嶺委員說，“精官方能簡政，簡政必須精官。”
由於精官的閘門沒把住，升官快、升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給社會帶來了浮躁，帶來了腐敗。因此精官不只是簡政的需要，也是發展的需要，不僅是經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任玉嶺委員說：“爲了使財政收入能爲均衡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爲了困難羣體和低收入階層能通過財政享受到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也爲了改變黨政機關的臃腫和人浮於事，我們應堅持從‘精官’做起，爭取精簡機構的全面勝利。”
姜笑琴委員說：“雖歷經機構改革，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機構重疊、職能交叉的行政架構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縱向上，省、市、縣、鄉層次過多、職責不清，特別是市管縣的體制客觀上增加機構的重複設置和決策執行的環節，在實踐中越級指揮、越級彙報等現象時有發生。橫向上，各部門職能交叉、銜接不力，有的一項職能兩三個部門管，相互之間爭功諉過。”
“每次機構改革，政府組成部門都要精簡幾個，但是減了序列內的又增加了序列外的；還有的減了幾個行政編制，卻增加事業編制和編外人員。”
“在機關中，政企不分的現象很普遍，印刷廠、幼兒園、車隊、食堂等後勤服務人員佔很大比重。現有體制下，幹部提拔的驅動力非常強，而約束力不足。有的幹部爲了提拔，不惜花公款買學歷、製造虛假政績。在這種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的體制下，機關中沉澱了一批‘只謀官，不謀事’的庸員。更爲嚴重的是，庸官誤事，加大了發展成本。”姜笑琴委員說。
姜笑琴委員建議，要全盤考慮行政管理機構的總體佈局，在優化組織結構與強化內部管控的基礎上，減少管理層次，精簡職能部門，縮短辦事流程；要剝離機關中的後勤服務部門，實現後勤服務的社會化，使行政管理像現代企業管理那樣科學、合理、高效。要加速事業單位改革，對公共行政服務中心、綜合執法等工作進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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