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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面積與美國或歐洲差不多大，但可耕地面積只有人家的一半。其原因是中國擁有世界上的“第三極”——青藏高原。它決定了中國的地勢西高東低，“一江春水向東流”；它將東亞季風的作用限制於中國東部地區，導致了夏季雨熱集中，年降水量從東南向西北遞減。其北側(河西走廊)則形成了常年的西風帶，使得西北地區的蒸發量遠大於降水量，生態環境十分脆弱；並造就了其東側的黃土高原。工業化以來，儘管人類擁有的技術手段越來越先進，卻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淡水資源的多少，依然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和產業發展規模的決定因素。
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但是隨着人口的不斷增長，經濟中心逐漸向南遷移。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的降水量限制了該地區的農作物產量，從而限制了北部中國的人口規模。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區嚴酷的自然環境，則將該地區少數民族的人口，長期限制在極低的數量級上。明清以後，由於美洲高產作物(玉米、薯類)的引入，中國東部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快超過了國土的承載力。遼寧曾經是一個森林密集，水草豐富的地區。清朝開禁以後，大量中原移民流入東北，至今不過100多年。隨着人口的增加和現代產業的發展，目前遼寧已經是河川斷流，風沙遍地，生態環境的恢復與重建十分困難。
之所以要扯這些老生常談，是因爲歷史上我們許多搞規劃的同志無視以上這些基本常識。以至於一搞三線建設，就敢在缺煤少礦、氧氣稀薄的西寧搞什麼“五七”鋼廠；一說開發西部，就躊躇滿志地要把新疆變成中國的加里福尼亞；一提南水北調，就想引雅魯藏布江之水把河西走廊變成魚米之鄉。在大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即使違反經濟地理常識，很多建設規劃短期內都能夠“大見成效”，但長遠代價卻留給了子孫後代。由於中國的人均資源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我們已經沒有多少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供揮霍了。
別指望太快扭轉“不平衡格局”
經過傳統計劃體制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兩個階段的持續努力，中國經濟目前已經越過了工業化“起飛”階段，進入了所謂“向成熟推進”的發展階段。如果國際上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不發生逆轉，國內改革開放的政策得以繼續保持，到本世紀的中葉，中國的農業產值將下降到GDP的10%左右，農村人口將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向成熟推進”階段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
在今後50年內，不管我們願意與否，將有一半左右(5億)的農村人口陸續變爲城市居民；中國東部地區將出現幾百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若干個容納上億人口的密集都市帶(圈)。每一個都市帶(圈)都有自己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和金融中心，但它們的市場邊界都是開放的。不僅帶動着周邊地區的發展，而且與世界各國保持着廣泛的貿易往來。
在筆者看來，中國東部地區的經濟越來越深地捲入了“國際大循環”，將進一步拉大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因此，中國已經從產業非均衡(重工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爲區域非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是否能夠很快地發生變化，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爲轉移。
與中國面積差不多大小的歐洲，從工業革命算起已經200多年，也沒有能夠完全消除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我國的情況則更爲特殊。西北部很多地區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不適合人類密集居住，經濟發展受到很大限制。東南部不同區域之間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背景、現代發展機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別。這些因素都不會因爲中央財政的地區性轉移支付政策，以及中央政府承擔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責任，而發生任何實質改變。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外向型發展戰略不變的前提下，中國不同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格局，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在東部沿海地區，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跨行政區的、具有很多“增長極”的城市帶(圈)。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其“龍頭”是香港，四周有深圳、廣州、佛山、南海、東莞等“增長極”。又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其“龍頭”是上海，周圍有寧波、杭州、蘇州、無錫、常州等“增長極”。這些地區的主要特徵是：在“國際大循環”的帶動下，出現了一批以市場爲紐帶、上下游一體化、技術聯繫緊密的城市產業羣體，吸收了大量的國內外資金，以及各種水平的外來勞動力。它們的產品銷售網絡和原材料、勞動力供應鏈，一直延伸到中西部地區和海外。這些地區現代產業的蓬勃發展，不僅迅速提高了本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他地區則沒有這麼幸運。由於經濟地理、歷史和現實因素的限制，各省也出現了一些具有“增長極”性質的城市，例如福建的廈門、山東的青島、遼寧的大連等；也出現了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企業，例如海爾、長虹等。但它們的帶動作用一般僅限於省內。一些原材料大省，例如黑龍江和山西，或者由於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因爲地區內部管理混亂，資源優勢並沒有轉化爲經濟優勢。計劃體制及三線建設時期的明星城市，例如東北的哈爾濱、長春、瀋陽，以及西安、成都、武漢、重慶等，由於中央直屬企業多，歷史遺留問題重，產業結構調整難度大。雖然與過去相比，經濟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與沿海城市的差距，短期內還難以縮小。
是“城鎮化”還是“大都市化”？
農業過熟，城市化不足，在中國歷史上是個老問題。那時的政策毛病出在歷朝、歷代皇帝的“重本抑末”上。改革開放以來，沒有人再反對發展工商業了，但是在如何選擇城市化道路問題上，卻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些人希望中國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大都市病”，設計出一條“離土不離鄉”、以中小城鎮爲主的城市化發展道路。
在中國層層承包的非集中化改革過程中，這種思路在鄉鎮基層幹部中有廣泛的市場。但是，這種思路不符合西方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也被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所否定。“包產到戶”後解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毫不猶豫地流入東部大城市去找工作，完全不理會鄉村學者們“離土不離鄉”的“理性”呼喚。
中國是一個人均耕地不足的國家，城市化又不可能不佔用耕地，問題是如何儘可能少佔用。根據中小城市戰略家們設計的標準，一個鄉鎮的城區規劃面積爲2至9平方公里。中國有5萬左右個鄉鎮，如果其中的一半變成中小城鎮，則至少要佔用一個江蘇省那麼大面積的耕地。主張採取“都市化”發展戰略的學者指出：只有大城市產生的聚集效應，纔有可能減少耕地的佔用。因地制宜、規劃得當的都市化方案，至少比中小城鎮方案節約一半左右的耕地。此外，在環境保護問題上與鄉村學者的設想也不一樣。工業廢料和生活垃圾並不因城市規模小而少產生。大城市雖然污染集中，但由於污染治理設施同樣存在規模經濟問題，治理起來反而具有明顯的優勢。
現代工業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生產的集約化。這一點決定了城市化的方向。中小城鎮方案滿足不了生產集約化的要求。只有大城市才能產生現代產業發展所必須的集聚效應，帶動整個產業鏈以至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市化並不是要消滅中小城鎮，而是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幫助各地區的“增長極”成長爲大城市，並用快速交通線將大、中、小城市連接起來，形成聯繫緊密、分工明確的產業鏈和城市帶。要防止西方歷史上出現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帶的規劃中，明確城市間的分工，同時對大城市實行功能分區。如果能在珠三角、長三角、成渝等地區形成若干個城市帶或城市圈，聚集全國1/3左右的人口，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就好辦了。
中央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
中國是一個區域經濟特徵明顯的大國，又是一個區域之間相互依賴的整體。因此，無論從跨行政區的利益協調角度，還是從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角度，中央政府都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不能簡單地認爲區域經濟發展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黃河流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黃河是孕育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也是一條世界上最難治理的河流。上游修了階梯狀的水庫以後，下游地區雖然避免了水災，卻又因黃河斷流而飽受乾旱之苦。因此，如何在防範水災的基礎上合理地利用黃河水就需要中央政府來統一規劃和協調。特別是要防止在黃河上游的生態脆弱地區，利用水庫來擴充農業和人口規模。否則不僅影響下游省份的經濟發展，上游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會因環境惡化而減速。
中國人口增長先於工業化，使得中國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就面臨西方後工業社會才遇到的種種問題。爲了緩解中國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除了更多地採取國際大循環的方式來利用國外資源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利用本國現有的資源。根據以上的分析，考慮中國的自然地理特徵和整體發展的需要，就必須採取地區非均衡的發展戰略，鼓勵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向東部地區流動，根據江河流域特點進行國土規劃和整治。所有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明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人的生存離不開淡水，中國最缺的就是淡水。14個沿海開放城市9個嚴重缺水。能不能在維持基本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將更多的淡水留在陸地上合理使用，可能是中央政府國土規劃部門的首要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在批評政府過多幹預經濟的同時，往往忽視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責任。例如既然將上海浦東機場定位爲該地區的國際機場，蘇錫常地區就沒有必要再修新的國際機場，理應當將滬寧高速公路延伸至浦東機場。上海市如果不修，中央政府就應當命令它修，或者中央政府投資來修。再如首都鋼鐵廠的搬遷問題，不應讓北京市去和各個省市談判。根據國際上現代鋼鐵廠要建在深水港的原則，如果中央政府出面來協調選址，問題可能早就解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區的問題，也不是在省一級的層次能解決的。總之，區域經濟的佈局問題，無論是戰略規劃、利益協調還是組織實施，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忽視了這一點，整體發展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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