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發生特大礦難了！這次是在山西朔州。到筆者開始寫篇文章時，來自媒體的最新消息是：已有60人罹難，尚有9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屈指算來，這已經是本月的第七起礦難了：3月9日，山西交城礦難，28人遇難；3月10日，山西靈石礦難，6人遇難；3月13日，湖南寧鄉煤礦事故，6名礦工被困58小時後幸被救出；3月14日，黑龍江七臺河礦難，18人遇難；3月18日，重慶奉節煤礦爆炸，19人遇難。發生於3月19日的本次朔州礦難，讓這個本來氣候宜人的陽春三月，充滿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道。
就在全國“兩會”召開前的2月14日，遼寧阜新剛剛發生了死亡214人的特大礦難事故；而在年前，特大礦難事故更是接二連三——從河南大平礦難到陝西陳家山礦難，連續6起事故中，罹難礦工就達446名！或許與此有關，苦澀中的人們本來不無安慰地看到，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上，礦難問題引起了中央高層及與會代表、委員的空前關注。但就是在如此的“大氣候”下，礦難竟然仍是如此的高頻度發生，令人費解。
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但本月發生的這些礦難也許已經說明了一點：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高壓，靠提高賠償標準等，難以從根本上遏止礦難。
這到底是爲什麼？
從一些細節中透露出來的信息，也許可約略尋找到一點解答。在有關重慶奉節煤礦爆炸的報道中就有這樣的細節：12時，安全管理部門下達通知書，要求停業整頓，將礦工清出煤井；13時左右，礦工們吃過午飯又下井作業；14時左右，瓦斯爆炸(3月19日《中國青年報》)。整改令剛剛下達兩小時，19條鮮活的生命卻仍然就這樣灰飛煙滅。顯然，在這裏已經很難再說是“缺乏監管”了。但是，爲什麼剛剛被清出礦井的礦工會置危險於不顧？報道中援引的一位52歲的老礦工的話特別耐人尋味：“陳吉根已挖煤20多年，事故發生時，他也在礦井作業。因爲需要挖煤供孩子念大學，對事故後果的恐懼，未沖淡他對這份‘美差’的嚮往：‘以後我還會挖煤的’。”
一方是爲了追逐利潤不惜拿礦工生命鋌而走險的黑心礦主，一方是爲了解決燃眉之急而甘心冒險下井的礦工。在這樣的“共謀”下，什麼樣的“監管”還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呢？
如此的危險，在這位深諳其中厲害的農民眼中，竟然還是“美差”，讓人心酸。有人統計，本次礦難，已經是朔州市10個月來發生的第五次礦難了；就在發生本次礦難的這個煤礦，去年就曾經發生過一次事故。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當地的人們竟然如此“無視”，在驚悸未消的悲泣聲中，一句“以後我還會挖煤的”，讓人爲之語塞。是啊，我本欲責之愚昧，責之“要錢不要命”，但面對此情此景，又怎麼能夠？農民爲什麼會“要錢不要命”？不難看出，是因爲這份危險的差事收入比較“豐厚”，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他無法供孩子上大學。
慘痛的礦難背後，是農民生活的深深無奈。在生存壓力的擠壓下，很多農民已經極端麻木，甚至只好將生命本身也看輕。進一步說，那些斷指工廠、童工現象等背後莫不是如此。由此可以斷言，只要造成農民生存壓力的矛盾不解，礦難便未可已。因而，要根治礦難，就必須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生存壓力——當然，讓農民一下子全富起來是不現實的，但起碼我們可以做到讓農民不再爲生病犯愁，不再爲子女的教育犯愁。這些，在遠比現在貧窮的五、六十年代我們是曾經做到過的，爲什麼現在就不行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