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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就是我們的政策！”1996年4月美日首腦發表《美日安保宣言》爲安保條約重新定義之後，時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的加藤一，在電視座談會上談及臺灣海峽是否包括在美日安保的“周邊”範圍時如是說。
加藤是自民黨內的所謂“鴿派”與“知中派”，又是當時橋本龍太郎政權的主將，他當然知道明確表態得付出什麼代價，將會帶來何等嚴重的後果。在這一點上，他不能像以“鷹派”姿態出現的內閣祕書長鶨山靜六，或者倡議“普通國家論”的小澤一郎那般坦直表示。 重新定義三層考慮
不過，不管是“鷹派”的自民黨人、前自民黨人，還是類似加藤的“鴿派”和“知中派”，他們對重新定義的實質都心知肚明。正如當時日本的媒體與有識之士指出的那樣，重新定義有着如下3層意義：美日安保的假想敵已從舊日的前蘇聯轉爲今日的中國；美日決心聯手干預臺海問題；華盛頓默許東京作爲其遠東忠實助手進一步擴軍。借用一名防衛廳出身的大學教授當時喜形於色的評語就是：有關美日安保條約的文字雖然沒有更改，但在附加的宣言封頁裏，卻隱藏着頗讓人難以忘懷的滋味。
加藤和時任首相橋本之所以不肯對臺灣問題明確表態，當然主要是爲了避免刺激中國，擔心中國對此“干涉中國內政”之舉會有太強烈的反應。但如果要他們清楚地表明臺海並非美日準備插手的區域，卻與他們的心願與基本戰略不相符合。何況，“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談話一旦發表，將會成爲往後約束日本公然插手臺海問題的“道義”上的阻力。
兩相權衡，善於玩弄文字遊戲的日本外務省終於搬出了家傳法寶，採取了裝瘋賣傻的態度，既不說是，也不說不，讓人奈何不得。
抗衡戰略從不含糊
時過9年，日本在採取“模糊政策”的同時，其相關的內外政策有着什麼樣的變化與進展呢？簡單地說，有着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在日本國內製衡力量進一步削弱和白宮的默許與鼓勵下，當局打破禁忌，火速通過各種派兵海外的法案，並付諸行動。1997年9月通過的《美日安保新指針》、1999年5月的《周邊事態法》、2001年9月的《防恐對策特別措施法》，以及2003年6月相繼通過的“有事相關3方案”並於同年12月派兵伊拉克，無一不說明日本的整軍路線及其急於派兵海外的政策都毫不含糊。
其二，正是在同樣的國內外政治大氣候下，近10年來自民黨聯合政府快馬加鞭，推行修改憲法的路線。特別是在“堂·吉訶德型”首相小泉純一郎走馬上任之後，竟然4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向戰後“政教分離”的和平憲法公開挑戰。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種種爲日本侵略行爲辯護的言行(包括修改教科書)顯得更爲露骨。表面上看來，修憲派兵、參拜靖國神社與篡改歷史似乎並不直接相關，但實際上這幾個現象卻互爲表裏、相互呼應。它們無一不是朝着鷹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的路線，以及上世紀90年代少壯派強人小澤一郎倡議的“普通國家論”的目標邁進。換句話說，儘管志在成爲“迷你中曾根”的小泉不講究戰略的粗線條作風並不被有“平成妖怪”之稱的中曾根高度欣賞，也不被同年代的“黑馬”小澤一郎認可，但其基本政策並未離開上述“有戰略思維”的日本鷹派所規定的路線。
其三是，儘管中日在經濟方面相互依存的關係日益緊密而被稱爲“經熱”，東京方面絲毫未放鬆任何對華政策的抗衡。特別是在敏感的領土問題與臺灣問題上，東京態度日趨強硬。不久前，日本政府宣佈接管右翼團體在釣魚島上修建的燈塔是一個例子，當局玩弄“前皇民牌”批准李登輝訪日簽證又是一個例子。朝野政壇人士直接或間接聲援臺獨的言行，近年來更有變本加厲之勢。
藉此良機修憲擴軍
不僅如此，隨着日本的“總保守化”，戰後以來有時還能反映不同聲音的主流媒體，近年來在中日問題上亦步亦趨，緊緊跟着小泉的“國益”路線走。針對中日關係之惡化，近年來各媒體的基本論調，都傾向於集中火力抨擊中國的“反日愛國主義教育”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主義”。其弦外之音是，咎在北京不落實“不糾纏歷史”的“對日新思維”。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從1996年4月克林頓與橋本龍太郎聯合發表有關“重新定義”的聲明以來，東京可以說是在全力以赴地忠實執行其被賦予的使命。特別是修憲擴軍，更是戰後以來日本鷹派所夢寐以求的，它並不是由於中國之崛起而驟然產生的政策。白宮決心遏制北京，無疑正中東京下懷，東京何不借此良機一了百了，擺脫戰後身上的束縛？這就是日本當政者的心態。所謂“日本加緊擴軍是由於受到北京的軍事威脅”等說法，不過是東京放出的煙幕與藉口，是講給不知道戰後日本擴軍發展史的人聽的。
瞭解了上述的特徵與變化，人們對美日今年出臺的“共同戰略”，清楚表示要插手臺海問題，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可以這麼說，東京從“假模糊”到“真清晰”，也給“異想天開”要離間美日同盟者上了一堂課：寄望於美日戰略“空洞化”，真是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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