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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稱自己是一名“失敗的海歸”，在德國學了兩年語言不過關，升入大學無望，最終選擇了回國讀中專；他在德國兩年，花了幾十萬人民幣，只學熟了說幾樣必吃的食品。他說，留學兩年失去的是金錢和時間，得到的是血的教訓；他告誡人們：留學不能太盲目。
中專教室裏坐了個小“海歸”
以“海歸”的身份和24歲的“高齡”，坐在一所中專學校的教室裏上課，這種反差沒讓胡健覺得不好意思，反而從內心感覺很充實。
3月29日，在市儀表電子學校的一間教室裏，記者見到了從德國回來讀中專的胡健。
這一天，距胡健到該校註冊讀書不足20天；這一天也是他所在的數控班首次上機械製圖課。恨不得一天學完所有課程的胡健，超越了老師的教學進度，在課堂上專注地學畫立體圖。
“海歸”經歷不堪回首
胡健對“海歸”這個稱呼有點勉強，他認爲自己是個很失敗的“海歸”。重提那段經歷，無異於去揭一個已快癒合的傷疤。
胡健中考本來考上了漢陽的一所二類高中，因爲不知內情，也因爲一些招生老師的蠱惑，父母將他轉到了武昌一所私立高中。這個班上的同學成績很一般，但家境都很好。因此，2000年高中畢業時，班上雖沒幾人考上大學，但他們大多去了國外留學。
胡健也想出國留學，在家呆了一年後，父母賣了房子，花了17萬多元，通過中介將他送到德國。胡健至今記得，出國當晚，20多名學生在中介的帶領下，在武昌火車站集合前往北京乘飛機出境，每個學生臉上都洋溢着興奮和驕傲。
這種興奮和驕傲，在他們踏上德國的土地後，被現實一點點擊退、消失。
德國的大學雖是免費教育，但不懂德語的學生必須先到語言學校學語言，過了語言關才能申請入讀大學。而語言關，只有不到20%的學生能通過。絕大多數過不了關的學生，最後都無奈地回國。
胡健是在科隆語言學院學的德語。安頓下來後，他發現熟人和朋友特別多，因此課餘生活特別豐富，一幫中國學生約在一起，天天出去看新奇的城市建設，或到臨時搭建的遊樂場看熱鬧，要不就在住所打麻將，上中文網站，甚至在QQ上聊天。儘管學校安排每週5天上課，但胡健一般上午11時多才起牀，上午的課就不用上了，下午的課，“則要看當時的心情”。他說自己每週最多隻上2次課，有時即使去了，也是晃一下就開溜，而老師並不像國內那樣，天天追着你打考勤。因此，兩年下來，他只學會了最基本的日常德語用語，其中幾樣必吃的食品學得最熟。
人生轉折從回國開始
像胡健這類留學生，拿的是讀語言的簽證，期限是2年。第一年的新鮮勁兒過了後，他覺得生活無聊，就成天在家玩電腦。簽證快到期的時候，他有些着急，但這時急也沒有用了。
德國規定外國學生必須學滿600個學時，才能參加語言考試。儘管胡健所上的課離這個數很遠，但學校在做了一番手腳後，仍讓他參加了考試。結果當然不會通過。
簽證到期要回國時，胡健高興得快要瘋了，因爲這意味着再也不用在那裏受洋罪了。
他唯一憂心的是，花了太多的錢，對不起父母和自己的良心。在科隆，他每月要交300歐元的學費，加上生活、住宿費用，月消費高達萬餘元人民幣。這麼多錢，白白丟進了“水裏”。因此，回國時，他沒讓父母去接，自己搭車回了家。與他同去的20多人，後來全都陸續回來了。
對於胡健的歸來，父母沒說一句責備的話，只是對他說：“不管你花了家裏多少錢，不管現在家裏有多困難，我們把握不了過去，但可以把握未來。”
回國成了胡健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回國後，他不想再讓父母養活自己，主動到電腦城給人家免費打工，換取一日三餐。讀儀表學校前，他是一家酒店廚房的雜工，與在那裏的農民工一樣，每月拿200元工資。大年三十晚上，他還在酒店給人家配團年飯的菜，切菜、配菜，把手都凍壞了，至今還沒完全好。
胡健在儀表學校讀的是一年期的強化訓練班，在校住的是8人間的宿舍。儘管條件與在德國時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卻覺得這裏很安靜，適合讀書。
胡健的班主任嚴義波說，有了留學的“特殊經歷”，胡健最清楚自己想學什麼，因此很自覺，也很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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