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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獨步天下，但“軍事實力”與“軍事能力”是兩個概念，“零傷亡效應”下的美國軍事幹預“能力”相對於其“實力”而言，要大打折扣。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實施了一系列軍事舉措：調整全球範圍內的軍事部署，使之向亞太地區傾斜；在太平洋海域舉行規模空前的“夏季脈動-2004”軍事演習；增強太平洋艦隊軍力配置，組建快速反應部隊等等。與這些軍事舉措相配合，2005年2月，美國又與日本一道發佈聯合宣言，明確將臺海問題列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在此情況下，全面、準確地把握美國干預臺海的軍事能力，對於我們確定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與方式，具有重要意義。
軟肋：人員的傷亡
在考察美國干預臺海的軍事能力之前，我們有必要區別一下“軍事實力”與“軍事能力”兩個概念。前者是指由武器裝備、指揮技術、人員士氣以及經濟後盾等要素組合在一起形成的軍事力量，後者則指實現戰略目標的實際能力。二者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又不能完全等同：“實力”是就軍事力量本身而言的，“能力”則要考慮軍事實力背後的制約或激勵因素。
衆所周知，人員傷亡是戰爭的必需代價。因此，考察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除了武器裝備、指揮技術、人員士氣以及經濟後盾等實力因素外，國家對人員傷亡的承受能力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而這對於慣於發動干預戰爭的美國來說，恰恰是最爲缺乏的。
歐洲文化自文藝復興以來形成了人本主義傳統，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高揚人的尊嚴與生命的價值。這一點在當代美國社會表現得極爲典型。比如，在司法領域，對人身傷害的賠償動輒就是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美元。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員傷亡理所當然成了戰時美國民衆關注的焦點。如果是自衛戰爭，即便人員傷亡大幅增加也不會改變民衆的支持態度。但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所進行的無一例外都是干預戰爭，其於國家利益的必要性以及道義上的正義性，在美國國內一直就存在着爭議，相當一部分民衆持強烈的反對態度。在此情況下，人員傷亡的大量增加，必定會擴大反戰陣營的規模，導致反戰浪潮的集中爆發。
因此政府有關戰爭的決策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受制於輿論的。上世紀70年代，最終導致美國政府以“不體面”方式從越南撤軍的正是風起雲涌的反戰浪潮，而反戰浪潮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公衆無法承受居高不下的傷亡數字。
當然，這裏的“人員傷亡”是指突破一定的規模而言的。只要傷亡不突破一定的規模(這個規模取決於戰爭的“必要性”與“正義性”——當然這都是以美國人的標準衡量的)，公衆還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零傷亡”時代的到來
1991年1月爆發的海灣戰爭，對於美軍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是美軍經歷了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之後，在國際軍事舞臺上的首次整體亮相。美軍乍一出手，就讓世人爲之一震。許多人在觀看戰爭錄像後甚至發出了這樣的驚歎：原來仗還可以這樣打！電閃雷鳴之中，全然不見人的蹤影，幾乎是在“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也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用“零傷亡”來形容美國的軍事實力。
“零傷亡”的到來，使得傳統上制約美國對外干預戰爭的首要因素暫時退到了幕後，也使美國有恃無恐地踏上了戰爭不歸路。1999年3月，美國首開冷戰後無聯合國授權情況下對一個主權國家動武的先例——科索沃戰爭，在沒有一兵一卒損失的情況下，以美國爲首的北約部隊僅僅通過戰略轟炸和遠程打擊，就使南聯盟在苦撐了78天之後無可奈何地宣佈投降。
2001年10月，美國又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儘管戰前許多專家預計，美軍極有可能重蹈當年蘇軍的覆轍，但其超強實力又一次給世界以震驚。
在殲滅了塔利班的主要武裝力量、阿富汗的局勢趨於穩定之後，2003年3月，美國又將打擊目標鎖定在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上。與海灣戰爭不同，此次矛頭直指薩達姆本人及其政權。在此情況下，薩達姆戰亦亡，不戰亦亡，因而沒有選擇，只有背水一戰。與塔利班散兵遊勇式的武裝不同，伊拉克至少擁有一支現代意義上的正規軍，人員亦達數十萬之衆。有鑑於此，戰前專家普遍預計美軍要想實現戰略目標，不付出一定的傷亡代價是不可能的。然而，直至2003年5月1日布什宣佈主要戰事結束時，美軍犧牲人員也僅在百餘人左右。考慮到此次戰爭的特殊性及困難程度，可以說，這個傷亡規模仍可算在“零傷亡”之列。
“零傷亡效應”：美軍頭上的緊箍咒
事實上，“零傷亡”的到來，不僅沒有提高美國的軍事幹預能力，反而對其形成了制約作用。這是“零傷亡效應”的必然結果。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零傷亡”的一次取得即成爲公衆的永遠要求。不惟如此，公衆的期望值還在不斷的提高中。在此情況下，戰時的美軍就好比進入了一個個的同心圓，圓心就是真正的“零傷亡”，現在只能從外圈往裏圈走，絕不能走回頭路。而困難在於，每一次的進步又意味着下一次門檻的提高。在此情況下，美軍制定作戰方案時，任何可能導致傷亡增加的做法——不管從軍事的角度來說是多麼值得，都不在其考慮之列。因此，非軍事因素已經在美軍的戰場決策中扮演了主導角色。
事實上，海灣戰爭後“零傷亡效應”已經凸顯。1993年，美軍介入索馬里國內衝突。僅僅陣亡了18名突擊隊員，美國輿論就一片譁然，迫使美軍不得不放棄原定計劃，灰溜溜地撤回來。科索沃戰爭中，當三名美軍士兵被南聯盟俘獲後，國內反戰輿論頓時高漲。美國政府不得不將注意力從戰場轉移到解救三名被俘人質的外交斡旋中，直至其被全部釋放。阿富汗戰爭中，美軍更是縮手縮腳，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常用的辦法就是空投幾名突擊隊員，實施偷襲。一見形勢不妙，馬上搭上待命的直升機逃之夭夭。而伊拉克戰爭初期，美軍之所以粘滯於幾個中小規模城市的戰鬥中，仍然是因爲顧忌人員傷亡。
可見，雖然美國在軍事實力上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士兵的“嬌氣”大大抵消了它在軍事上的優勢，其軍事幹預能力並不像實力那樣強。
事實上，伊拉克戰後的形勢發展表明，散兵遊勇式的抵抗都足以打破美軍的“零傷亡”神話。美軍僅僅在布什宣佈戰爭結束後犧牲的人數就已超出1300人，大大超出了“零傷亡”的範圍。美國公衆之所以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反戰示威，並不是“零傷亡效應”失去了效力，而是美國政府的宣傳造勢使得大部分美國人相信伊拉克戰爭的“自衛”性質。布什曾說：“如果他們(美軍)不在伊拉克作戰，就將在自己的國家作戰。”這種說法就是典型的“自衛戰”說辭。伊拉克戰爭具有相當的特殊性，而對於大多數干預戰爭來說，美國政府並不具有這樣自圓其說的能力。
臺海衝突：美國承受不起傷亡代價
就未來可能的臺海衝突而言，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獨步天下，但如上所說，“軍事實力”與“軍事能力”是兩個概念，“零傷亡效應”下的美國軍事幹預“能力”相對於其“實力”而言，要大打折扣。在實力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勝利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的價值觀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相比，二者產生的軍事能力是有很大懸殊的。
考慮到美國政府至少表面上承認“一箇中國”原則，因此干預臺海戰爭在法理與道義上的“正義性”，恐怕連山姆大叔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雖然它可以拿出《與臺灣關係法》作擋箭牌，但以國內法對抗國際法，這在法理上根本說不通，且該法也沒有明確規定美國有“協防”臺灣的義務。與此同時，中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的戰略，在國際事務中非常注重保持溫和、理性、寬容的姿態，在反恐及防核擴散等問題上與美國展開積極合作，再加上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互補與互利，在此情況下，捲入臺海戰爭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必要性”顯然更成問題。在一場“正義性”與“必要性”同時缺失的戰爭中，公衆對美軍傷亡的承受能力還能有多少？另外，中國的軍事實力與經濟後盾顯然都是美國最近的幾個戰爭對手無法同日而語的，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除非只是蜻蜓點水在外面兜圈子，否則美國的“零傷亡”神話絕對無法繼續。考慮到伊拉克的散兵遊勇都足以打破美國的“零傷亡”神話，迫使美國提前將權力移交給伊臨時政府，而面對既有先進武器又有強大經濟後盾，且上下同仇敵愾、誓與祖國統一共存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美國的“零傷亡”神話如何還能繼續？在此情況下，美國的臺海政策又能“挺”多久、干預臺海衝突的軍事能力還能剩下多少？答案應當不難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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