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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中日“二軌”迫在眉睫
和中美交往相比，“二軌”在中日關係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特別是上個世紀50年代，在中日雙方政府外交渠道完全不暢通的情況下，“二軌”促進了戰後兩國人民消除敵意、增進了解，最後對官方關係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1972年，中日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人民外交大大促進了兩國關係的發展，我們這樣的做法可以說在國際關係上創造了新的範例。”周恩來說。
隨後的20年左右時間，中日交流是“雙軌並行”的時代。“這就是說，在政府主導的框架內，同時存在民間友好交流與合作。”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員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然而,這樣的局面後來有了變化。高洪說，就日本而言，社會思潮總體保守化,政府右傾化,搞友好的人士似乎不那麼吃香了,新一代人取代老一代人,以前搞“二軌”交流的人基本退了下去,新人由於國家利益對抗的時代特徵,相互之間的溝通變得比較困難。
“曾經很高漲的中日民間交流渠道目前處於相對堵塞的狀態，並不暢通。”高洪說。其實，和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相比，中日雙方的人員交流數量增加了上百倍，但這並不等於雙方友好溫度的上升。
就目前中日政治關係的低谷，上海某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員對《瞭望東方週刊》說:“日本思想庫中的右翼力量對日本政府的影響在上升。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經在與我們的小範圍討論會上說:‘臺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對日本的戰略意義很重大’。”
在今年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和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背景下，日本有些人在對中國關係上把水攪渾，這位研究員認爲，中國思想庫應該從這些表面的混亂中看到日本真正想要得到的利益是什麼。這就需要多觀察日本學者現在關注什麼，他們的思路是否有調整。
因此，加大力度建立新的中日“二軌”交流渠道是一項緊迫的任務。用高洪的話說，這是個迫在眉睫、勢在必行的任務。
張蘊嶺研究員告訴記者，在中日交流問題上，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去年就提出，由中日雙方共同出資建立一箇中日共同基金，促進雙方人員交流，增進雙方青年的相互瞭解。如今這個建議已經被兩國政府接納並開始實施。
思維轉換:從“單軌”到“多軌”
加拿大學者保羅·伊文斯認爲，參與“二軌”的人一般是各種類型的政策專家，包括學術研究人員、退休官員，偶爾也有記者和政治家，特別重要的還有以私人身份出席的政府官員。
他指出，如果按照參與者和目的劃分的話，第一軌道指政府部門，第二軌道指希望與政府一起工作並試圖影響政府的政策專家。
他甚至還提出，此外，還有第三、第四、第五……第九軌道，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機構和行爲之間，形成互動。
“二軌”目前被多用於國與國的交流，而其思想精髓或者其“神韻”，卻是把政府與民間、官員與專家的力量融匯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上來，以促進解決靠傳統的單一方式較難解決的問題。
顯然,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已被提了出來:“軌道”不是惟一的,也不是單向的。這種適應快速變化社會的模式，不僅引起了外交家的興趣，而且對於政治家執政，對於企業家經商，對於社會各界解決它們領域的矛盾衝突，都會帶來靈感和啓示。-
第二軌道中的思想庫
“我們的觀點不會跟風，也不會很偏激”
在第二軌道上往來穿梭的是各國思想庫中的學者。他們所擔負的已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和政府官員一樣考慮關乎國家命運的政治問題。
早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在帝王身邊就有了“謀士”、“軍師”的身影。他們直接參與國事，爲統治者獻計獻策。古代“養士”的情況十分普遍，“公子門下，食客三千”就描繪了這一盛況。
然而，現代“思想庫”卻源於西方。英國於19世紀後期成立了費邊社，20世紀初成立了皇家事務研究所，到了20世紀末，成立了英國外交政策中心。
不過,思想庫(Think Tank)這個詞的發明者卻是美國人。據瞭解,思想庫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用以指稱戰爭期間美軍討論戰略和作戰計劃的保密室(類似作戰參謀部)。現在這個純軍事用語的意義已經擴大到對外關係等許多領域。
而美國最早的類似於對外政策思想庫的東西,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當時根據巴黎和會的附帶決議,與會者致力於建立一個研究所,起名爲“國際事務研究所”。1919年巴黎成立了一個國際事務研究所,設立了兩個分部,其中一個就在美國。兩年後，對外關係委員會成立，美國第一代對外政策思想庫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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