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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新時期的愛國主義？如何引導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就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和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
吳敬璉：把愛國之心落到實處
怎樣正確地表達對祖國的熱愛，怎樣遏制世界上的反華勢力，使他們的行為有所收斂，最根本的在於增強我們國家的實力。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力有了很大增強，但是我們離好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中華騰飛於世界這個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判斷一件事情正確與否、一個政策是否合適的標准，要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於國力的增強，是否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三個『有利於』也就是我們國家和每個人應該為之奮斗的目標。我們要愛國，要反對日本右翼，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努力實現這三大目標。把愛國之心落到實處，就是為實現這三大目標埋頭苦乾、艱苦奮斗、自強不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義憤之情是可以表達的，但有些行動不一定能夠最有效地實現我們的目的。
作為世界公認的大國，中國的國民應該調整心態。畢竟，現在跟100年前不一樣了，那時候中國非常貧弱，清政府腐敗無能，老百姓沒有更多的辦法使祖國更加強大，阻止外國侵略勢力，所以他們的愛國主義往往流於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在當今的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完全可以發揮得更有效，那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實現三大目標上，容納和團結一切不反對我們的人，跟他們成為朋友。而在極端的民族情緒下，往往會不加區別地對待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這樣不利於打擊右翼勢力。
在我認識的日本朋友中，有不少人真心希望中國能富強起來，有些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有負罪感，也有人出於經濟利益，希望跟中國友好。但不管出於什麼動機，只要是願意跟中國友好的人，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朋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國民，我們不能因為少數的日本右翼分子，就把本來可以成為朋友的日本人排斥在外。那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日之間的經濟交往對兩國關系是有影響的。這種影響應該成為改善中日關系的動力。即使中斷這些往來，也不會對抵制日本軍國主義、打擊右翼勢力發揮積極作用。
為了民族尊嚴、民族利益，表達人民的意志，這種『民氣』非常可貴。但要使它真正發揮作用，就要化『民氣』為民智、民力，使它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發揮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有愛國的激情，還要有大國的理性。只有這樣，我們的愛國之心，纔能為祖國和人民起到實實在在的作用。
吳建民：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纔算愛國
新世紀的國際形勢有四大特點：
第一，冷戰結束，兩極體制的舊格局瓦解，世界正處於舊格局走向新格局的過渡期；第二，這個過渡期的時間會很長；第三，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較量是當前國際關系的主線，它實際上是世界新格局往哪個方向發展的斗爭；第四，在國際上進行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中，由於總體格局未定，國際局勢會表現出很大的流動性，國際關系中的變動也是比較多、比較快的。
毫無疑問，這樣的國際形勢給每個國家都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新的機遇。要妥善應對挑戰，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切忌把與某個國家的關系看死、搞僵。在過渡期，兩國關系中的變數非常多。彼此之間的外交政策其實並沒有完全定局。
只有清醒地認識國際形勢，明白現代國際關系的特點，在面對國際糾紛時，我們纔能維護好國家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從而真正做到愛國。
事實上，愛國主義從來就不是抽象的。它是具體和務實的，是和國家的根本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當前，我國的根本利益是什麼？是全面創建和諧發展的小康社會，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所以，我認為，在今天的形勢下，有利於中國的繁榮和統一的纔是愛國行動，反過來，不利於這兩條的我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愛國。
以中日關系為例，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不正視歷史，破壞中日關系，但這筆賬不能算在全體日本人身上，應該嚴格地區分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把反日等同於愛國是極端的、狹隘的。去年，中日貿易總額超過1600億美元，日本在華投資總額約為666億美元。這麼大的數字說明中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要是不把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那不同樣也傷害我們自己的巨大利益嗎？
在中日關系上，鄧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會見當時來訪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就說過：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21世紀友好、22世紀友好、23世紀友好，世世代代友好，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超過中日之間任何別的事情。小平同志是最了解中國根本利益的，他的話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國與國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是常有的事，由此產生一些國際糾紛也是必然的。我們主張用協商談判的辦法，盡最大可能來求得問題的妥善解決。不是只有對抗纔能顯示出愛國。對於國際問題，民眾當然可以發表看法，表示自己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大國的公民，在表達自己的愛國主義時，應該守法、理智和文明。無論如何，過激行為談不上愛國，那不僅違反中國的法律，也違反國際法。外交使團是受國際法保護的。要是我們的使館在外面被人砸了玻璃，我們會怎樣看待那個國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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