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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張家界宣佈4月16日起門票漲價後，黃山、九寨溝黃龍等景區先後就門票調價舉行聽證會，擬調價方案中票價漲幅均接近50%。一些二線景點也紛紛宣佈方案，計劃漲價，這引起了社會各界很大關注。
這些景區的漲價理由大同小異，無非是“體現資源價值”、“分流客源”、“補充維修資金”等，我們不能一概否認這些理由的合理性，但不可忽視的是，一些景點漲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管理機構把景點當成“搖錢樹”。據北京一家著名世界遺產景點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他所在的景點門票收入中，景區自留40%，安置移民佔20%，地方財政分成佔40%。這一事例從側面說明，景區紛紛漲價的背後，潛藏着景區自身和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所以，即使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一些景區還是不惜傷害公衆利益，來追求地方和部門利益的最大化。
風景名勝和世界遺產，是一種稀缺的公共資源，不是某個單位或地方政府的專有財產，其最終所有權屬於國家，屬於全體國民。目前，我國景區門票價格基本都下放到地方管理，但是，地方政府是在代表國家來行使景區的管理權。既然是“代爲管理”，就要充分尊重所有者即國家和全體國民的權益和意志，而不能濫用權力。一些地方政府爲了增加財政收入，縱容景區門票一漲再漲，導致景區“貴族化”，使衆多遊客面對高價門票望而卻步，對這種侵犯公共利益的做法，國家有關部門不能坐視不管。
旅遊景點承擔着對廣大公民進行歷史文化教育的責任。景區門票價格該由誰定，如何定？需要進行分類科學管理。其中，世界遺產景點門票是否漲價，應該由國家有關部門來組織全國性的聽證會，嚴格進行科學論證。對屬於地方管理的一般性旅遊景區，必須嚴格規範定價行爲。地方政府定價，一定要尊重旅遊景區的公益屬性和國有性質，必須從國情出發，充分尊重民意，特別要考慮大多數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隨意調價，也不能定價過高。
國家發改委不久前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價格主管部門加強價格調控。各地要認真落實這一規定，努力保持旅遊景區門票價格水平穩定，堅決剎住濫漲價之風。
著名景點漸成“貴族景區”——門票漲價到底誰說了算？
去年北京六大世界遺產景區率先漲價，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此後，神州勝景“漲聲”一片，不僅漲幅驚人，漲價原因也如出一轍。
著名景點漸成“貴族景區”，令普通旅遊者望而卻步。有網民發出了這樣的慨嘆：“如果景點都變成管理者的私家園林，那我們只能呆在家裏了。”
作爲公共資源的風景名勝區，門票漲價就要遵循公共決策機制。因此，一片“漲聲”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追問聲：漲價是否合理？誰有權決定它漲價？漲多少到底誰說了算？
漲價景區門票上調幅度高
此輪漲價之舉，各景點呈現出同一模式：
——漲價幅度高，多是成倍上漲，有的甚至達到近２０倍，遠遠超過同期物價漲幅和居民收入增長。
——聽證會大多成了“漲價會”，民衆所要聽證和接受的，不是有無必要漲價，而是漲多少的問題。
——公衆與聽證代表觀點迥異。有網絡媒體作了調查，９５％的網民不同意漲價，而有關部門組織的聽證會上，代表幾乎衆口一詞擁護漲價，反差巨大。
繼故宮將淡季門票從每張４０元調整爲８０元，旺季門票每張６０元調整爲１００元后；廣受關注的黃山風景區，雖然一直有“漲與不漲”的爭論，但政府最終將票價作了調整，並且刻意避開了“五一”長假執行。淡季每票８５元漲爲１２０元，旺季每票１３０元漲至２００元。
九寨溝是漲價景區中最神祕的一個。在輿論的壓力下，景區於３月中旬搞了聽證，屈指可數的幾家媒體被獲准進入旁聽，１４５元門票最終定爲漲至２００元以上；其他如張家界將每票１５８元漲至２４５元 ；井岡山從１００元漲爲１５６元；武當山由７０元漲至１１０元……就連既是景區又是居民區的鼓浪嶼，也作出了由３元漲到５０元的“試運行方案”，並露出風聲：時機成熟時再漲至每票８０元。
與“漲”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杭州西湖景區堅持免票，而黃果樹風景名勝區和一些地方景點，則明確表示絕不“跟風”，不會提高門票價格。
旅遊景點門票的飛漲，讓不少旅行社大呼吃不消，而開始對組團價格進行調整，普遍上漲１０％。“熱門線路都這樣漲下去，我們只能提價，否則連基本利潤都無法保障。”中青旅國內部一位負責人表示，門票上漲差價最終只能由遊客自行承擔。
漲價理由站得住腳嗎？
主張漲價者陳述的漲價理由，不外乎是控制流量，有利保護，彌補維修資金缺口……然而，這些說法很快招致了業界的質疑。他們普遍表示：景點成本不應由消費者負擔；修繕資金應由政府投入；漲價不能從根本上抑制客流。
業內人士用消費者分類方法駁斥靠漲價“抑制客流說”：高價景點的遊客可分爲這麼幾類——國外遊客，公款旅遊者，高收入階層，工薪階層和學生等。至於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早就望而卻步了。而事實上，對於前三類遊客，靠漲價是限制不了的，他們的經濟實力不在乎承受區區門票錢。受影響的都是最普通的消費者。拒低收入者於門外顯失公平。
“美國的大峽谷也是世界自然遺產。人家也保護，也限制參觀者數量，但不靠門票漲價；法國盧浮宮門票僅８歐元，但門票限量發售。說遊客多，可採取的辦法很多，比如人數控制，預約排隊等，這些都是國外的成熟經驗，爲何不借鑑，非要一味靠漲價限制客流呢？”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如是說。
對於“彌補維修資金缺口”這一漲價理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提出，“應該請審計部門查查原來的門票收入都幹什麼去了。查清應該向社會公佈，如果確實缺少資金，應當由國家財政負擔。”
一些人士舉杭州西湖等景點不收門票爲例，認爲著名景點招攬了大量遊客，帶動了當地第三產業的發展，活躍了經濟，實際上爲國家和地方政府帶來了鉅額財政收入。政府出資保護、維修旅遊景點，不僅是義務，更是有可觀回報的投入。
門票收入哪裏去了？
對公衆而言，風景名勝區是公共財產，人人有權“享有”。而對管理者來說，對經濟效益的追求使他們對門票收入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不同的利益訴求決定了漲價風潮中的兩者衝突。
建設部的有關數據顯示，我國部分世界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門票收入佔其總收入的比例已達到一半以上，個別如張家界等景點已高達９０％以上。這表明，門票收入成爲這些景區最大和最直接的經濟收入，漲價的動因就不難理解了。
門票收入又是如何分配的呢？記者調查發現，在八達嶺門票總收入中，４０％自收自支用於人員工資，４０％納入延慶縣財政收入，僅有兩成用於長城維護費用；十三陵門票總收入中，５０％作了文物保護費用，另一半則用於人員工資和上繳昌平區財政。
顯然，門票收入的資金，並未完全用於景區的管理和維護，被地方政府分了一杯羹，還有一部分則納入了企業甚至上市公司的經營收入。專家介紹，黃山、峨嵋山門票收入的５０％，就被作爲上市公司的經營收入。剩下的收入，如何能夠維持這些景點的保護與修繕？
由於目前景區多由屬地管理，因而並沒有一個全國性統一的“指導價”。統計數字表明，當前一張景點門票的平均價格，接近我國年人均ＧＤＰ的１％。這一比例至少是其他國家的１０倍以上。大部分著名景點的門票，已趨向高額化、市場化、貴族化，改變了遺產資源的公共性質。
中國社科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曉指出，世界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區是典型的公共資源，爲全體人民共同享有，景點門票定價的基礎只能根據國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再不能對門票暴漲無動於衷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面對長期經費投入的不足，一些景區的漲價聽證會確有“走過場”之嫌。在門票的漲和不漲之間，在漲多和漲少之間，有了太多可自由發揮的空間。
雖然目前國內各景區的情況千差萬別，產權單位歸屬不一，有的歸政府直管，有的歸園林或文物部門，有的屬於企業開發經營，但門票價格最終都須報物價部門覈准。不少學者擔心：如果這股漲價風潮得不到抑制，公共決策缺乏有效的程序和制度約束，風景區會淪爲某些利益集團的“搖錢樹”。
謝凝高教授說，目前國家風景區的主要管理權力都下放到了地方政府。這種分權管理體制有很大的侷限：一是地方政府考慮問題多從自身利益出發；二是部分世界遺產由較低級別的區縣（市）政府管理，“婆婆”機構太多。有的地方政府每年向風景區要幾千萬元，迫使景區提高門票價格，擴大商業開發規模。此外，我國有１７７個風景名勝區，國家每年撥款卻只有１０００多萬元。一些景區只好用門票收入補貼管理費用。
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說，世界遺產景區屬於全人類，具有公益性質，絕不應該作爲資產來經營。他認爲，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對門票收入應實行收支兩條線，所有收入都應該上交，景區再根據各自需要，提交申請，要求政府財政撥款。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劍雄教授認爲，門票收入的支配使用，應該接受國家審計和公衆監督，只要是用於加大景點保護的，相信漲價也能得到公衆理解。
據悉，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制定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遊覽參觀的門票價格管理工作通知》已經會同各省物價、旅遊等相關部門進行研討，估計將於“五一”前正式發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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