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凶兆一)紛爭
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歷史研究室副主任吳東風研究員詳細地向記者回顧了二戰爆發前的歲月。具體地說，二戰爆發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不無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簽訂了戰勝國“分贓”的凡爾賽和約。但諸多戰勝國“分贓”不均。吳東風研究員認爲，作爲一戰戰勝國的日本和意大利，希望在“分贓”中佔到更多的利益，但《凡爾賽和約》並沒有給他們太多的好處，他們的野心沒能得到滿足。
而作爲戰敗國的德國，被迫把歐陸13.5%的領土和10%的人口割讓給其他國家，向勝利者交出全部海外殖民地，接受極爲苛刻的軍備限制，並承擔鉅額的戰爭賠款。不僅如此，勝利者還強迫德國接受協約國佔領萊茵河西岸領土15年，東岸50英里爲不設防區的決定，從而在法比邊界上敞開着協約國進入德國的大門。吳東風說，這些條款更引發了德國人強烈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
凡爾賽體系一建立，就包含着各種矛盾的因素，潛伏着未來衝突的根源。曾任協約國總司令的法國元帥福煦聽到凡爾賽條約簽訂後，曾非常精確地說：“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凶兆二)迷狂
二戰爆發，這與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吳東風表示，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席捲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又承擔着鉅額賠款，日子更加難過。因此，德國國內形勢動盪，黨派林立，敵對政府情緒滋生。希特勒鼓吹“我們的日耳曼民族是高等民族”，“爲日耳曼人尋找生存空間”，主張擴張的計劃反映了德國當時中下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迎合了當時民衆的心態，德國中下層小資產階級對於一戰條約種種苛刻條件的不滿從而釋放出來。因此，德國國內對於納粹黨表現出一種狂熱的崇拜。
另外，復旦大學歷史系首席教授金重遠認爲，德國的納粹主義思潮不是普通的民族主義，其核心是種族主義。他把猶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吉普賽人等等都列爲劣等民族，從而爲之後的大肆屠殺奠定其荒唐的“理論基礎”。同樣的，日本的軍國主義核心是大和民族至上論。
(凶兆三)懦弱
吳東風說，“綏靖”政策從本質上講，是大國以犧牲中小國家的利益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20世紀30年代，英法等國家爲了保護自己國家，採取了種種縱容的行爲，滿足法西斯國家的擴張慾望，來換取短暫的和平。事實上，這種“綏靖”政策不但沒有爲這些國家換來“和平”，反而助長了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侵略的氣焰。
1938年3月，德國號稱“拓展生存空間”，吞併了奧地利。9月，在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居住的捷克蘇臺德區製造危機，欲圖佔領蘇臺德區。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感覺戰爭的苗頭非常危險，他害怕德國擴張威脅到自己國家。爲了保護自己在一戰後“分贓”的“既得利益”，他祕密會見了希特勒，同意犧牲捷克的“蘇臺德區”，法國同樣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隨後英法等國家召開的“慕尼黑會議”，標誌着“綏靖”政策達到了高峯。
但“綏靖”並沒有如張伯倫想像的給英國帶來什麼好處，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戰火終於越燒越烈，法國告急，英國同樣面臨災難，德國軍隊的步步進逼，不可遏止的侵略野心徹底砸碎了張伯倫的“綏靖”夢。
1939年1月，張伯倫被迫對德宣戰。他哀嘆地說：“我曾爲之奮鬥過的一切，我曾希望過的一切，在我公務生活中我曾奉行一切，都毀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