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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洪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複合之訴的憲法解讀
新京報：本案原告提起了名譽權之訴，但從更深層次來看，本案是否屬於侵犯公民平等權的案件？
焦洪昌：我覺得這個案件是複合訴訟。首先案件涉及到當事人的名譽權；然後，案件也涉及到憲法對公民的平等保護問題。這兩個訴的內容是競合的。
新京報：競合之後，公民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
焦洪昌：這個案件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以特定的河南人的名譽權受到侵犯爲緣由。什麼地方都有好人，什麼地方也都有壞人，如果有關機關用個別來指代整體，就涉及憲法對公民的平等保護問題。政府部門懸掛橫幅的行爲和一般侵權不同，實際形成了地域歧視。從這個角度說，本案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爲侵犯名譽權的同時也有地域歧視的因素。
新京報：地域歧視案的發生是一個偶然事件，還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焦洪昌：中國傳統社會是等級社會，而等級社會就意味着差別對待。平等首先是個人或者羣體感覺的問題。從本案的訴求來看，是當事人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從平等保護角度說，是要求憲法對公民進行平等保護。人權的終極價值在於人的生命和人的尊嚴，受到平等對待是人的尊嚴的重要方面。人人生而平等，是人的尊嚴的構成要素。所以地域歧視問題受到社會普遍關注，是這個民族在法律意識、平等意識通過法律普及後出現的可喜現象。這個案件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爲它捅到了人的尊嚴的核心要素。
新京報：有人認爲地域歧視案的發生，是出在行政機關的行爲方式不當。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焦洪昌：尊重人權、保障人權是憲法的核心問題。“尊重”首先是有關機關不作爲，而“保障”則是有關機關的作爲。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不能侵犯的，所以首先是政府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不作爲，對所有人享有的尊嚴和權利不能侵犯。而平等要求所有人都應有責任尊重任何人的人格。作爲國家工作人員，尊重人權不僅是道德義務，更是法定義務和憲法義務，所以有關責任人的憲法觀念、憲法意識沒有達到這種境界，沒有形成“尊重人的權利是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平等”的觀念是本案之所以發生的主要原因。
平等：憲法原則的訴訟價值
新京報：有人認爲平等應該是一項憲法原則，而不是憲法權利。作爲憲法原則的平等和作爲憲法權利的平等有何不同？
焦洪昌：這個問題很學術化，同時也是一個很具有實踐性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爲，平等是憲法的基本原則，不能像人身權、財產權、生命權或者自由權那樣提出具體訴求。如果說本案中的平等權受到侵犯，實質是平等的名譽權、社會評價權受到侵犯，平等必須依附到具體權利中來。平等是對所有權利價值的衡量。當把憲法權利轉化成法律權利時，都要接受平等價值、平等原則的考驗和審視，這樣平等纔會對所有權利形成籠罩和統領。所以本案不訴求平等權，而是訴求名譽權，平等的名譽權受到侵犯，就需要平等保護。第二種觀點認爲，平等也是一種權利。但我更傾向於前者。
新京報：剛纔談到，這也是個實踐性問題。
焦洪昌：是的。學術討論來源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具體權利受到侵犯，但通過部門法尋求解決時，我們常常發現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所以最終要尋求憲法支持。
國家權力是否以平等原則來對待公民權利時，就跟憲法聯繫起來了。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具有實踐性、現實性的話題。
新京報：作爲憲法權利的平等和作爲憲法原則的平等，在具體個案中有何差別？
焦洪昌：就本案而言，民事救濟的手段是有限的。但從憲法層面分析，由憲法原則來統率，可能涉及憲法責任或者行政責任問題。行政責任中除了停止損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以外，還有相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更多體現補償性，而行政責任不僅有補償性，還有懲罰性，所以在引用憲法保護時，侵權人承擔法律責任的後果是有所區別的。
地域歧視可能構成間接違憲
新京報：從學理上說，在本案中，有關機關是否構成違憲？
焦洪昌：誰會成爲違憲主體？廣義來看，援引憲法，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企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以及全體公民都可以成爲違憲主體。狹義的違憲主體，在國外，強調更多的是重要的國家機關、國家領導人。國家機關違憲，要承擔憲法責任；憲法首先規制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把公民的基本權利轉化成法律權利，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加以規範。具體到這個案件，涉及到對公民名譽權的侵犯，進而我覺得可能構成間接違憲。
新京報：“間接違憲”怎麼理解？
焦洪昌：它可能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名譽權，然後間接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在這種情況下，適用什麼樣的法律來判決？首先要找普通法律，假設本案在普通法律中找不到裁判根據時，再看憲法能否提供依據。如找到憲法作爲裁判依據，這就是憲法適用，即適用憲法解決民事糾紛，保護公民權利。
反對歧視行業自治當先行
新京報：針對不同形式的歧視，2004年3月，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要求制定反歧視法，您如何評價？
焦洪昌：立法的目的和動機來自於現實需求。就反歧視法而言，現實中有了歧視行爲，如果這種行爲嚴重到需要國家法律來規範，那麼就可以考慮立法規制；如果這種行爲沒有達到需要立法加以規制的程度，能夠通過社會自治來解決，就不需要專門立法。
具體說來，被歧視者往往是弱勢羣體，所以就出現了要求憲法對公民進行平等保護的問題。平等來源於人類對同伴相同對待的需求，是人的尊嚴的重要方面。自由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優勢羣體和弱勢羣體，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公共權力來平衡社會不公。所以平等的出現是對自由的補救。但公權力一旦介入這個領域，就有可能對當事人進行分類，這既能削弱差別，又能加強對自由的控制，使得本充滿活力的社會趨於保守，從而有可能製造不平等。所以立法本身有風險，這需要立法者具備尋求立法藝術、立法技術來解決問題的智慧。
新京報：除了法律規制，有沒有更好的化解方式？
焦洪昌：我覺得，通過行業自律和行業規範來解決，可能更具有現實性。對此加以立法勢必造成強大的國家公權介入自治社會，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中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第三部分：行業。行業自律達到一定程度，就能解決大量屬於國家干預的事情。所以我認爲，化解地域歧視現象，最終應該朝國家立法的方向發展；但首先應提倡行業自律(包括政府自律)，通過行業自律解決歧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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