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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毛澤東在延安送給愛潑斯坦一幅親筆簽名的照片，至今仍掛在愛潑斯坦的寓所內(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這是天津第二十中學辦公室主任李建輝向記者展示愛潑斯坦寫給學校的一封5頁的長信。新華社發
2005年4月20日，180名中外人士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九十壽辰慶祝會。新華社發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傑出的國際主義戰士，國際著名記者、作家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因病醫治無效，於5月26日上午11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老人的遺體告別儀式昨天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本報記者前天赴京，在這位從天津走出的傑出國際主義新聞戰士遺像前敬獻了花籃，並對其夫人黃浣碧女士進行了專訪。
新報專訪愛潑斯坦夫人
參觀周鄧紀念館臨終前完成夙願和《天津日報》有緣故里尋蹤“愛老鄉”
昨天上午，很多羣衆自發來到八寶山公墓，送別這位令他們愛戴的老人，其中不乏專程從天津趕去的“老鄉”。黃浣碧接受採訪時說，愛潑斯坦對天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天津度過的。他在天津成長爲一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從天津開始走上了畢生信仰的共產主義道路。
愛潑斯坦身邊的工作人員、《今日中國》的田利華告訴記者，愛潑斯坦4月剛剛度過90壽辰，那些天他的精神很好，還參加了很多活動。4月23日，他還到天津參加了天津集郵總公司爲他發行的愛潑斯坦個性郵票的首發式。
回到北京後，5月5日他在家接受了中央電視臺有關抗戰題材的採訪。第二天，他發覺身體不舒服，有點發燒，於是送到協和醫院救治，當時體溫是37℃多。在協和醫院觀察室護理一段時間後，熱度不退，於是就進行住院治療，後來逐漸發現老人肺部等身體多處部位感染，病情越來越嚴重，加上年歲比較大，送到重症監護室搶救治療無效後去世。愛老的夫人黃浣碧對記者說：“愛老(人們對愛潑斯坦的尊稱)讓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生該做的大事基本都已完成，沒有留下遺憾。而且由於發病突然，沒有遭受更多痛苦。”她說：“愛老生前多年來的一個心願就是迴天津去看看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紀念館，這個願望也在他臨終前的一個月時實現了。看過周鄧紀念館後，愛老對我說，這個紀念館建得好，比我想象得還要好！”
黃浣碧說：“2000年以前，愛老經常到天津去，特別是有朋友來，他就會帶朋友去天津，到他年輕時學習工作的地方。”
黃浣碧還說，愛老和她都對《天津日報》有感情，《天津日報》有多位記者都曾採訪過愛老。文藝部還編輯了《猶太人在天津》的畫冊，愛老很喜歡。“天津的變化很大，很多舊時的地方都認不出來了，《天津日報》的宋安娜還幫助愛老考證過很多他從前學習生活過的地方。”
黃浣碧說，最後一次去天津時，愛老看到《天津日報》對他的報道後，特別高興。
採訪時，記者取出一本愛潑斯坦生前寫的回憶錄《見證中國》，請黃女士簽名，她一邊寫，一邊對記者說：“愛老一生從事新聞事業，他在新聞上追求的就是一個真字，要憑良心真實地寫作。”她還指點記者說：“愛老一生沒有停止寫作，堅持不懈地寫作。愛老寫作速度很快，但是，他用於思考的時間很長，總是先把稿子在腦子裏寫好，然後動手寫起來就快了。”說話間，黃浣碧指了一下身邊愛老的畫像繼續說：“愛老在構思文章時最喜歡的姿勢是躺着，所以，很多老朋友都說愛老的文章是躺着寫出來的！”
採訪的最後，黃浣碧說：“愛老一生都熱愛中國，一生不變地信仰共產主義事業。一個多月前，在他90歲壽辰時，他還說，我現在只有73歲，因爲我是1933年開始爲中國革命工作的，我的家在中國。”
望海樓上幼兒園在馬場道讀小學
愛潑斯坦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天津度過的。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1915年，兩歲的愛潑斯坦在母親的懷抱中來到中國。最初，他們一家落腳哈爾濱，1920年，愛潑斯坦一家從哈爾濱遷往天津。
初到天津，愛潑斯坦一家住在海河北岸意大利租界，當時意大利人給那條街道取名“利馬竇路”，中國人稱爲“營盤小馬路”，後改稱“光明道”。後來，他家又搬到了德租界的“威廉街”，天津人稱武昌路的一所公寓中。
愛潑斯坦是父母的獨生兒子，雖然他家收入並不豐厚，但是，父母竭盡全力讓愛潑斯坦接受最好的教育。5歲時，愛潑斯坦就進入法國租借地的“聖母得勝堂”學習，“聖母得勝堂”就是現在海河獅子林橋頭的望海樓。實際上，愛潑斯坦所上的是“聖母得勝堂”的幼兒園。
7歲時，父母送他進入一所美國人辦的小學讀書，名爲“天津美國學堂”。這所小學在馬場道。對這所學校，愛潑斯坦也有很多記憶：學校裏掛着華盛頓和林肯的肖像，在教室的牆上掛着美國民間故事貼圖。
由於在幼兒園和小學都是學習英語，因此，愛潑斯坦一生幾乎都是以英文寫作的。
85歲能想起10歲前看的片子
在愛潑斯坦的童年，電影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愛潑斯坦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已經85歲了，但是我仍然能夠一下子就想起我在10歲前看過的那麼多電影的名字和場面，可見這種傳播的威力。”
他在回憶錄中說，那個年代，電影院裏放映的電影大多是無聲片，觀衆聽不到電影對白。電影票很便宜，兒童票就更便宜了，因此，他幾乎每個週末都去電影院看中午或下午的廉價場。他看到銀幕上出現英雄人物時就歡呼，出現壞人就斥罵，出現談情說愛的場面就唏噓嘲笑，有時電影無聊時還會搞點惡作劇。“我們男孩子一般坐在影院二樓票價便宜的座位上，我們把紙折成小飛機或者飛鏢，把嚼過的口香糖粘在飛機或飛鏢頭上，瞄準樓下禿頂的頭上投出去。”
正如愛潑斯坦所說，童年時的電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卓別林演的《尋子遇仙記》，朗·錢尼主演的恐怖片《歌劇院的幽靈》，魯道夫·瓦倫帝諾主演的愛情影片。
愛潑斯坦認爲好萊塢電影中有不少“文化垃圾”，美國人藉此來向人們灌輸美國式的價值觀。同時，愛潑斯坦也對一些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子表示讚賞，比如《西線無戰事》《小人物》《光榮的代價》《百老匯旋律》等影片。
看電影時發生了一次意外，而這次意外，改變了愛潑斯坦的一生。一次，愛潑斯坦在奔往電影院的路上被一輛汽車撞倒，左邊大腿骨被撞成三截。在臥牀養傷的幾個月中，愛潑斯坦迷上了書籍，成了一個如飢似渴的小讀者。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立志成爲一名作家。
電影的魅力
2005年4月4日，愛潑斯坦在寓所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在夫人黃浣碧的幫助下題寫“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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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5年讀一遍《戰爭與和平》
在養傷的日子裏，愛潑斯坦的傷腿打着石膏，掛在一根墜着滑輪和重錘的繩子上，但是，他看上去卻是精神煥發、神采奕奕。因爲，就在這時，不到10歲的艾培(愛潑斯坦的暱稱)與書籍初戀了。
對讀書，愛潑斯坦頗有心得。在讀書上，他一貫堅持只要能夠找到原文原著的就絕不讀譯文。特別是在閱讀俄文著作上，愛潑斯坦一直堅持這個原則。他從俄文的兒童讀物開始，然後迷上了普希金的詩，再到他所鍾愛的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特別是《戰爭與和平》，每隔5年他都要重讀一遍，每讀一遍都有新的收穫。之後，他又開始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癡》等經典著作，再後來他開始讀列寧、斯大林等人的作品。
愛潑斯坦從來沒有進行正規的俄語學習，他的俄語是跟母親學的，而俄文水平是在如飢似渴的閱讀中突飛猛進的。
愛潑斯坦所讀的大多數俄文書都是從圖書館借來的。當時，愛潑斯坦的父親是猶太人俱樂部的文化委員會主席，利用這個便利條件，愛潑斯坦飽讀了這個俱樂部圖書館裏的藏書。
在閱讀俄文書的過程中，愛潑斯坦逐漸對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堅信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爲他在後來成爲一名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愛潑斯坦還閱讀了大量英文書籍，在“美國學堂”的圖書館裏，愛潑斯坦埋頭閱讀了長達20卷的英文版《知識全書》。後來他又被一些傑出的美國作家所吸引，其中有“美國文學之父”華盛頓·歐文的作品，還有艾倫·庫伯，特別是馬克·吐溫等美國作家的作品。
但是，生活是一本大書，在天津親眼目睹的現實衝擊着愛潑斯坦年輕而正義的心靈。“我10歲前，中國連年內戰，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難民涌進天津。他們流着眼淚向人討一口飯吃，有的人出賣親生的孩子，有的人願意作奴婢也不願被活活餓死。一個寒冬的早晨，我走出家門上學去，一出門就看見一名十幾歲的孩子蜷縮在那裏躲避刺骨的寒風，實際上，那已經是一具被凍僵的屍體！”
就這樣，現實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與他所吸收的國際先進思想和知識。在他幼年的心靈相互交織、碰撞，使他開始選擇人生奮鬥的方向。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他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爲他終生奮鬥的最高理想，並且一直堅持這個信念，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從來沒有動搖。
書籍的魔力
結識斯諾真實報道中國幫助鄧穎超離開日佔區
“我從記事起就想當一名記者。”成爲一名記者是愛潑斯坦自幼的理想。從小，愛潑斯坦的父親就訂閱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報紙。愛潑斯坦很喜歡讀那些報紙，因爲報紙是他看世界的天窗。
愛潑斯坦的中學時代是在英國人辦的文法中學，其校址就是現今地處“五大道”的天津市第二十中學。在學校時，愛潑斯坦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紐約的一份名爲《前進》的報紙上，稿件刊登在該報“兒童專欄”。“我對所寫的內容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寫的東西被髮表出來歡喜的心情始終在內心激盪。”
愛潑斯坦很小就靠寫作來賺錢。十幾歲時，父親給他買了一臺改裝過的打字機，他開始用這臺打字機寫作。當時，愛潑斯坦的父親在天津辦了一份商業月刊《東方皮貨貿易》，他幫助父親整理、潤色稿件。爲此，父親每個月給他12元“鷹洋”，相當於6美元。父親給他的這份“收入”，對他從事這項工作給予極大的激勵。
大多數人都把《京津泰晤士報》作爲愛潑斯坦從事新聞工作的開端，其實，在此之前，愛潑斯坦曾在天津一家名爲《晨報》的俄文報紙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把路透社等國際通訊社的稿件翻譯成俄文。但愛潑斯坦幹了沒多久，《晨報》就關門了。
1930年，十五六歲的愛潑斯坦就被《京津泰晤士報》僱用，從此正式踏上新聞道路。《京津泰晤士報》報社的舊址坐落於天津現在的解放路上，利順德飯店北側，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小樓。樓上部分是編輯部，地下室作爲印刷廠。如今，這座小樓已是一家公司的辦公樓。
這家英國人辦的報紙是當年天津三家英文報紙之一，每日出版20版，在京津兩地發行。報館人手很少，整個編輯部就有7名工作人員。愛潑斯坦從打字、校對、採訪、編輯到寫社論、拼版，樣樣都要幹，小小年紀就鍛鍊成了一個全能報人。
愛潑斯坦生前曾回憶，當時《京津泰晤士報》的主編叫彭內爾，和他家是鄰居。彭內爾僱用他的主要原因是“便宜”。因爲，他的薪水還不到從英國僱用來的“本國僱員”的六分之一。然而，即便是這樣，他也沒能在這家報館長久工作下去。“有一次，報社經理看到我的口袋裏插着一本美國共產黨的出版物，之後就把我開除了。”
在《京津泰晤士報》期間，他與另一位傑出的共產主義新聞戰士相識，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從而堅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1934年初，報社將一本書交給愛潑斯坦，要他寫一篇評論發表出來，書名叫《遠東戰線》，作者是埃德加·斯諾。讀着讀着，愛潑斯坦被該書的內容和寫作風格深深打動了。他打聽到斯諾住在北京，就在一個週末乘火車去拜訪。那時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新聞學，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裏。愛潑斯坦只有18歲，比斯諾夫婦整整小10歲，但他們很快就成爲好朋友。
這種週末的拜訪成了愛潑斯坦天津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內容，許多時候，他都會在京津之間的火車上度過。
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祕密採訪紅軍，西北之行成了他們之間最熱烈的話題。斯諾給愛潑斯坦看了許多他拍回的照片，愛潑斯坦還閱讀了《西行漫記》的手稿，這些照片和手稿後來轟動了世界。
離開《京津泰晤士報》一段時間後，愛潑斯坦擔任了《北平時事日報》駐天津的兼職記者。這是一份英文日報，當時該報要在天津擴大發行和影響力，就聘任愛潑斯坦寫一些在天津的外國人的活動之類的報道。然而，愛潑斯坦利用這個機會經過細緻的調查採訪，採寫了一篇具有震撼力的報道。報道揭露了日本人在天津販賣海洛因等毒品的醜惡行徑。他們開始通過洋行、商店向中國人免費“贈送”含有海洛因的香菸，待到吸食者不知不覺上癮後，就不得不花昂貴的價格去購買。愛潑斯坦親身到一些商店、洋行後面的“吸毒室”探訪。他看到，很多上當的“癮君子”很快變得貧病交迫。愛潑斯坦經過調查得知，散播毒品是當時日本軍事情報部門一手策劃的。
之後，他在天津給北京的《民主》和上海的《中國呼聲》寫稿。其中《民主》是斯諾夫婦創辦的，22歲時，愛潑斯坦就成爲《民主》的編委會成員，是該刊年齡最小的編委。遺憾的是，1937年7月，日本佔領北京，《民主》隨之被扼殺。
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愛潑斯坦開始成爲一名戰地記者。他回憶，那時他經常奔走在萬國橋兩側(今解放橋一帶)。橋西是外國租借地，比較安全，日本人不敢輕易進入，他在那裏寫稿、發稿，將戰爭情況進行真實的一線報道，至今，他依然保留着日軍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記錄，其中還有一段日軍方發言人對轟炸南開大學所做出的牽強解釋。
不久，天津被日本侵略軍佔領，西方國家的租借地成爲了人們的避難所，面積最大的英租界集中的人最多，在英租界可以乘外國輪船離開。
一天，斯諾護送兩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躲過日軍的封鎖來到天津。斯諾找到愛潑斯坦說，他帶來的三個人都是要離開日本佔領區的愛國人士，要愛潑斯坦幫助他們離開日本佔領區。愛潑斯坦幫助他們找到安全的住處，兩位女士被安排在中孚飯店，當時是一家印度人開設的旅館，就是現在解放路大光明橋對面的“一飯店”。在愛潑斯坦精心的安排下，他們買到了船票，突破重重封鎖，成功逃離日本佔領區。
後來才知道，斯諾親自帶來要愛潑斯坦幫助轉移的三個人中，一位是鄧穎超，一位是鄧小平第一任妻子的妹妹張曉梅，還有一位是地下黨員王世英。
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愛潑斯坦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此事，直到1973年，斯諾部分骨灰安放儀式上，鄧穎超才專門走到愛潑斯坦的面前，對他大聲講述起這件事，周圍的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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