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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出書不是什麼新鮮事。
他們是名人，卻又不同於一般的名人，他們是卸任的國家領導人，中國的方向曾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楊尚昆日記》；2003年12月，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記述中國十年教育的《李嵐清教育訪談錄》；200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嵐清音樂筆談》；同樣具有史料記載意義的《衆志繪圖志——李鵬三峽日記》、《起步到發展——李鵬核電日記》、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張震回憶錄》等也紛紛在2003年到2004年間面世、再版。
2005年1月，已過世的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丕顯的第四本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國發行，一個月內即再次開機印刷。
遙想十年前的8月23日，陳丕顯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念念不忘的正是想看到這本書的出版。而如今另一本回憶錄也將問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黃建章滿心期待地說：“《在“一月風暴”的中心》，僅僅是陳老在上海23年生活中的一個片段。所以，下一本書將會更加完整，記載了他這23年的工作和生活。可惜現在稿子還沒拿到，所以何時出版難說。”屆時，陳丕顯的早期著作《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蘇中解放區十年》、《歷史的轉折在湖北》將和這兩本回憶錄一起製成《陳丕顯回憶錄》系列叢書。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小平大傳》的作者楊炳章說：“以往，國家領導人寫的歌頌長征、革命戰鬥歷史的書籍較多，諸如《長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類。後來也出現過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但還比較片面。而寫出高層政治決策特性的，應從薄一波出書開始。”
1980年代中期，曾讓大批讀者印象深刻的正是薄一波的《建國以來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顧》與李維漢的《回憶與思考》。在一些黨史學家眼中，這兩本書的出版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其讀者羣絕大多數是黨內中高級領導幹部、黨史研究政治發展的專家學者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建華博士曾說過：“中國共產黨已經執政5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形成傳統，就是退休的高級政治家寫傳記，在這方面唯一例外的是部隊的一些高級將領，他們退下來以後寫了系列的回憶錄。但是有一個缺憾，很多精彩回憶的片斷全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以後的個人工作經歷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回憶都少，缺少一個退下來的高官以個人的經歷、個人的思考來反映一些具體、重大的事件和場景的語言系統。還好這個語言系統開始有了。”
這個“語言系統”所指的正是李鵬、李嵐清、錢其琛、張震等卸任高層近兩年間所出的書籍，作者以“無官之人評述重大社會政治事件”，不僅將時代的“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同時更體現了自我的個性化，“它是一種非政治訴求，帶有明顯的‘自我述職’色彩的這麼一種傳記”，所以讀者羣不同於以往，更多的是老百姓。
“國外卸任高層出書往往出於經濟利益。”楊炳章說。確實，美國的卸任高官往往前腳踏出白宮，後腳就進了出版社，因爲對他們來講，一旦卸任就要面臨再就業的問題。寫回憶錄就成了最快捷的賺錢方式，另外巡迴演說也能帶來不菲的收入。典型的當屬前總統克林頓夫婦，希拉里的《活着的歷史》一路暢銷，除了出版社預付給她810萬美元高額稿酬，今後還可以穩拿版稅。克林頓因《我的生活》而拿到的預付稿酬約在1000萬到1200萬美元之間，版稅另計。最保守的估計，僅稿酬一項，《我的生活》便可爲克林頓帶來至少2000萬美元的收入。
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寫書並非以此爲目的，至少到目前還不是，在“2005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上，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因將《外交十記》的70萬元稿費捐給外交學院，而被授以“最佳示範獎”。
“前國家領導人紛紛出書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無疑是件好事。它使歷史事件更真切了，某些領域上雖還有侷限，但是相比過去更開放了。”楊炳章說。另外這股出書熱潮中，個人化色彩越來越強，除了講述個人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經歷，還開始出現以非公職身份寫作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李嵐清音樂筆談》，“很有個人特色，表達了個人愛好，這也與他分管了十年教育，對美育十分重視有關”，楊炳章評論道，“《李鵬三峽日記》、錢其琛的《外交十記》個人寫作的痕跡也很強。”
但不是每個高官都對此感興趣，前總理朱基曾說過，看書是他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別人寫他的傳記，因爲那都是東拼西抄拿去賣錢的。他還曾表示，自己不會寫回憶錄。
胡德平：我所認識的陳丕顯
“爲什麼會讓我爲《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作序？”
大概以前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所以胡德平顯得有點意外，重複了一遍記者的提問。
作爲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現任中國工商聯副主席兼中國統戰部副部長的胡德平，放下茶杯思索時，神形都與其父頗爲相似。頓了頓，胡德平說：“當初是陳丕顯的兒子陳小津主動找的我，讓我爲這本書作序。其一是基於兩家的父輩之間的友誼。另一個原因，我估計與我曾在2003年的《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過《譚啓龍傳》有關係吧。那篇稿子自認爲寫得不錯，譚家的人也很滿意。”
在爲《在“一月風暴”的中心》寫的序言中，胡德平記述道，1929年，陳丕顯、譚啓龍、胡耀邦三人同時參加革命。當時譚啓龍15歲，胡耀邦14歲，而陳丕顯才13歲。三人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又都在肅反過程中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陳丕顯那時因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爲此更添一項罪名。1933年，胡耀邦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兩人同吃同住，朝夕相處。
“他們在兒童局工作時，丕顯叔叔還是我父親的上級。他們好不容易在戰爭中存活下來。卻又趕上文革，再次遭遇坎坷……”胡德平語氣平緩。
1966年5月，胡德平入黨，但很快就進入了人生的低谷，因爲8月份父親胡耀邦就被打倒了。
“在那段時間，你的內心掙扎得是不是很厲害？”
“是這樣的。”胡德平又頓了頓，祕書在旁邊提醒他還有事要辦，他卻讓祕書遞根菸來。煙霧繚繞中，一切彷彿回到了從前。
1966年10月，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陳丕顯心情一樣複雜和困惑。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究竟什麼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都在心裏暗暗爲自己劃線。看看周圍捱整捱打的，被鬥自殺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
1967年1月1日凌晨3點，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丕顯，要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秩序，“抓革命、促生產”。“一月風暴”就此颳起。
“這本書是陳老的遺願”
文化大革命中，罹患鼻咽腫瘤的陳丕顯度過了八年囚禁的生活。在那段艱難歲月中，陳丕顯的長子陳小津曾爲父親的事四處奔走，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情況。1973年1月22日，陳小津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其父的生活、身體情況，“父母身體很不好”、“爸爸鼻子經常出血，媽媽全身浮腫”、“懇請父親母親能夠住到醫院進行全面檢查和治療”。以後，他又給專案組反覆提出希望允許子女看望父母，並向葉劍英寫信並轉呈毛主席，提出允許父母看病，解除隔離審查的要求。
“當時他到過我家，和我父親說起了他父親還被關押的經過。”胡德平回憶着。在他的記憶中，陳小津來他家的次數很勤。
九大以後便不再捱整的胡耀邦結合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對當時文革的理解，以及對毛澤東的瞭解，不斷對陳小津說道：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羣衆錯了？難道說主席錯了？認錯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黨的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1974年9月9日，聽取了戰友寄語的陳丕顯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敬愛的毛主席，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時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後於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做一點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或者解除對我的隔離，給我參加集體學習的機會，聽候黨的繼續審查和處理。”
這封字跡工整的信件仍完整保留，並展示在了這本回憶錄中。
“陳老是1995年8月過世的，爲什麼相隔十年這本書纔出版？”
“陳老晚年時專門組織了一班人通過他口述的形式，於1992年完成了這部書稿。其後他就病重住院了，這部稿子中間也不斷被修改，陳老臨終時將書稿交給了他的親人，囑咐一定要把這事辦好。也就是說，這本回憶錄是他的遺願。他過世後，他的夫人謝志成女士一直很悲痛，稿子就被擱置了。而且中央對國家領導人出回憶錄，要求很高，越是想做好一件事，事情反而越多。直到2004年，謝志成也生病住院了，這部回憶錄的出版也就成了她的心願。她去年過世了。陳小津找到了我們，希望出版這本書，這本書從拿到稿件到出版，共花了半年時間。”該書的責任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黃建章這樣回憶出書經過。
胡德平則談道：“陳老過世時，那部回憶錄還是初稿，還不算真正完成了。後來經人不斷修改，覈實史料，增添了不少東西，確實花了不少時間。稿子一直由陳小津的妻子保存的，它準備出版的時候，也正趕上了陳老逝世十週年紀念日。”
“本來想請江主席爲這本書題寫‘在一月風暴的中心’幾個字，可後來他題寫了主題。所以，陳小津也想就此結合陳老的幾部著作，製作成《陳丕顯回憶錄》系列叢書。”黃建章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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