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日本媒體報道，一股仇視中國的情緒正在外務省高層官員之中蔓延，而學過中文、對中國事務較爲熟悉的“中國學派”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小。由於“中國學派”在日本對華外交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日本媒體的這一報道不禁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那麼，在小泉內閣中，都有哪幾位“中國學派”人物，他們對日中關係又是持何種看法呢？
加藤紘一寄宿中國人家苦學漢語
原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是日本的資深政治家，也是政界屈指可數的“中國通”。這位奉行對華友好政策的“鴿派”人物，近日因爲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批評，以及近期將來華訪問，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1939年出生的加藤在兄弟姐妹6個人中排行老五。他家境清貧，時常吃不飽飯，就連衣服和鞋子都是撿哥哥、姐姐剩下的穿。清苦的生活並沒有阻擋加藤好學的天性，他立志進入東京大學法學系學習，可高考後卻被東大理科錄取。經過一年的復讀，加藤終於在第二年考入有“外交官搖籃”之稱的東大法學系，並於1964年進入外務省。
加藤在中學時代就萌發了將來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的想法，於是他剛進入外務省就提出去中國課工作。當時歐美課人氣很旺,而中國課被視爲二流工作,沒多少人想到中國課工作,於是加藤很順利地就進入了中國課。接下來，加藤開始了4個月的培訓。每次去培訓部上課，加藤必定要路過跡見學園女子大學，大學裏的漂亮女生對年輕瀟灑的外交官格外青睞，但女生們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拿着英文、法文書籍的小夥子身上，全然不理睬抱着中文書的加藤。加藤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選錯了工作。
1964年，加藤結束培訓後，被分配到臺北“使館”工作。在此期間，他進入臺北師範大學下屬的外國人語言研修中心學習漢語。爲了學好漢語，加藤住在中國人家裏，與中國人交朋友。經過一番努力，他的漢語水平大有長進。
臺北任期兩年結束後，加藤轉任美國大使館工作。在美國期間，他進入哈佛大學深造，主攻東亞區域研究學。1970年，加藤出任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事務次官。1971年12月,他辭去外務省工作，爲競選議員做準備。
1972年，加藤當選衆議員，先師大平正芳，後追隨宮澤喜一。他繼承了大平的對外政策思想，重視亞洲外交，主張日中友好。作爲“亞洲國際派”的倡導者,加藤認爲，從21世紀的日本國家利益考慮，日本應與亞洲國家加強團結。
近一段時間，以小泉首相爲代表的一批日本右翼人士多次爲參拜靖國神社辯解，併爲日本二戰戰犯開脫罪責，引起中韓等亞洲鄰國的強烈不滿。在此問題上，加藤提出了客觀、務實的主張。他認爲，要解決靖國神社問題,只有通過甲級戰犯分祀和建立新的國立追悼設施這兩種辦法。6月15日，加藤在東京發表演講時，就小泉首相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提出了批評。他說：“國家領導人可以追隨民族主義，但是有義務從對方國家領導人的立場考慮兩國關係。如果完全單從國民的感受去處理國際關係，那就不必當首相或者國會議員了。”
阿南惟茂因中國史書喜結良緣
現任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曾經是“中國學派”的領袖，1998年的《日中聯合聲明》就是他當年任外務省亞洲事務局局長時起草的。
現年64歲的阿南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其父阿南惟幾爲陸軍大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自殺。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將8個子女撫養成人後就出家了。
阿南於196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同年進入外務省工作，後來便到臺北師範大學外國人語言研修中心留學。留學期間，他與一位名叫維珍·尼雅的美國女孩因爲同一本中國歷史書而邂逅。維珍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尤爲着迷，共同的興趣拉近了兩人的距離，話題也由談中國、談生活發展到談戀愛。1970年，兩人結爲夫妻。1972年，他們給剛出生的兒子取名爲“友亮”，爲友人和諸葛亮之意。
阿南從1983年起，歷任駐中國大使館參贊、公使、亞洲局局長，2001年3月任駐中國大使至今，在中國任職長達10多年之久。他與對華持友好態度的自民黨橋本派關係親密,1997年經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和前內閣官方長官野中廣務推薦擔任外務省亞洲局局長。據稱，阿南出任駐華大使也是得到橋本的推薦。因此，自民黨內的右翼勢力出於打擊橋本派的需要，也將阿南列爲攻擊目標。
阿南對中國一直持友好立場。他認爲，日方應該正確認識過去的歷史，該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兩國應再次確認《日中聯合聲明》和《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的精神，相互激勵，相互支持，在此基礎上建立良好的日中關係。針對日本國內存在的“中國威脅論”，阿南認爲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他曾指出：“作爲直接負責日中關係的人，我常常感到，如果與其它國家的關係相比，日中之間在交流和相互理解方面還是強於其它國家的，但信賴關係卻並不牢固。如果日中之間確實是一種相互信賴關係，那麼很多事情就不會成爲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