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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週刊稱，日本內閣之所以敢對中國推行強硬外交，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硬實力”與日本相差懸殊，在衡量綜合國力的三項最主要的指標——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上還遠不如日本。
文章稱，小泉內閣近期的種種言行表明，日本正在改變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友好合作政策，而把中國作爲打壓的對象，視中國爲現實競爭對手和威脅。
在日本21世紀外交戰略中，中國所處位置是：軍事上是威脅，經濟上是合作對象但也是潛在的對手，政治上則是日本謀求地區霸權的最大障礙。
小泉內閣據此而確定的對華外交政策目標是抑制和延緩中國的發展，阻止繁榮、昌盛的中國出現在東亞；
在經濟上把中國變成它的延長了的國內市場；實行“政經分離”原則，迫使中國接受“日韓關係模式”(其內涵是，在歷史認識等問題上，韓國可以批評日本，但不要影響首腦互訪等兩國間的正常關係)；或明或暗地支持臺獨勢力，阻撓中國的統一。
中日關係因此而形成了如下的基本架構：經濟上以合作爲主(並非沒有競爭)，政治上以競爭爲主(並非沒有合作)，軍事上以防範爲主(並非沒有接觸與交流)。
兩國關係的總體態勢是，摩擦與協調同在，合作與競爭共生。但在目前，摩擦和競爭更爲突出。因此，除非日本在外交戰略中改變對中國的定位，否則，中日關係的“政冷經熱”狀態就應該被視爲正常現象。而從其國家利益看，日本改變對中國的戰略定位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小泉內閣任內。
文章分析認爲，小泉內閣之所以對中國採取強硬外交姿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日在衡量綜合國力的三大指標——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差距較大，硬實力相差懸殊，由此小泉內閣敢於對中國推行強硬外交。
目前，日本對於中國的各種情況——中央和地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乃至歷史等的調查研究幾乎達到“瞭如指掌”的程度。但是，由於其思維方式的錯誤，以願望代替現實，面對着過於詳盡的情報，它往往做出錯誤的判斷。
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種論調認爲，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受到諸多限制，不可持久，貧富差距擴大，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民變頻發等等，動搖着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分散中國的注意力，使中國窮於應付外交糾紛，不能夠集中力量，專心致志地發展經濟，進而激化中國國內的矛盾，加速中國的崩潰——這種不良用心也導致小泉內閣採取強硬的對華政策。
小泉認爲，日本的對華貿易和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對於中國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和作用，不管怎樣，中國也會爲了顧全大局、珍惜兩國經貿關係而對日本採取退讓態度，因而放心大膽地一再挑戰兩國政治關係的底線。
4年來，每次參拜靖國神社之後，他便要求實現首腦互訪、舉行首腦會談。但是，多次在第三國實現的首腦會談中，小泉除了表明一般性友好姿態外，從沒有就改善兩國關係提出過具體建議，更沒有實際行動。這充分說明，他的首腦互訪、首腦會談等要求僅僅是故作姿態而已。其真實意圖，就是要給外界造成中國政府接受他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這一事實的印象，並且證明他的“參拜靖國神社並不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預言是正確的。
此外，小泉內閣的對華強硬政策還是對明治維新以來“遠交近攻”外交傳統的承襲。明治維新後，日本以“北進”——佔領朝鮮半島、侵略中國大陸爲主要對外戰略目標。冷戰結束後，日本在尋求前進方向時，作出了向後看，走回頭路的選擇。因此，中國再次成爲它要對付的最主要目標。
戰後的“日美同盟”與戰前的“日英同盟”及“德日意三國軸心”既是日本與強者結盟，恃強凌弱習性的再現，也是它重溫“大日本帝國”舊夢而採取逆潮流而動的外交戰略的結果。這表明，日本無意迴歸亞洲，無意與其他亞洲國家一道促進亞洲的發展與繁榮，而寧願單打獨鬥，謀求在亞洲地區的領導權。
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內閣的對華強硬姿態不只是一屆內閣的外交政策，而是體現着日本這個國家的總體戰略，因而它有着長期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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