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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終於有正式消息來源證實了“社科院鄭家棟出事”的消息：6月10日下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鄭家棟在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出國手續時被警方刑拘，拘留7天后又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相關部門拘留。媒體報道稱，鄭家棟涉嫌利用訪問美國的機會，幾乎每次都同時申請一個“妻子”同往，先後有6個“妻子”滯留美國不歸。現鄭家棟因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目前正在偵查期。
教授涉嫌犯罪本不奇怪，在任何一個羣體裏都有犯罪的人。犯罪不分身份等級，也不論學問大小，都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但對於一個以儒家傳統文化教化人的哲學教授，一旦出現與自己所宣講倫理不一樣的行爲時，總會讓人特別感慨：平時諄諄教導大衆的人，骨子裏卻是另外一套骯髒的思想。鄭家棟研究的是孔孟之道，平時向人談的是仁義禮智信。可惜，他的人生經歷卻昭示了知識與價值、文章與道德完全可以背離。
就文章而言，鄭家棟不僅爲當代儒學大家，而且對當今學術與權力結合之弊曾有慷慨陳詞，給人“正直學者”的印象。他說：“最污穢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來搞學術，以‘立言’爲‘立功’之曲徑———略通文墨的聰明之士，寫點什麼或主編點什麼或找人捉刀點什麼，乃招搖過市，登上學術的殿堂，並穩坐‘權威’的寶座，攫得各種學術的、非學術的頭銜，聲名利祿反大於一般的政客。”可現實中的他，不僅有了學術地位和政治權力，“聲名利祿”也都已經大於一般學者了。他本該在大講人生觀、世界觀的同時，謹守中庸之道，“以去未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可他連中庸之道的“適可而止”都沒有堅持住。帶一個假“妻子”出境就有被發現的危險，一旦被海關查出，當然美好前程斷送，還要定罪判刑；可他利慾薰心，竟然重犯6次。
可見，中國文化中要求文如其人，只是一種美好願望。在中外歷史上，哲學與人格分家，文化與人格分裂的也不乏其例，如培根、康生等。培根在《論習慣》中說，“人們的思想大半取決於他們的傾向，他們的言談話語取決於他們的學識和所吸收的見解。但是他們的行動卻遵循平日的習慣。”生活中的培根私下收受他人賄賂，可能就是遵循平日人們所沒有能發現的習慣；而康生是學問高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生活中卻是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
在當代貪官中，也有不少主席臺上的反腐典型，背後卻幹着錢權交易的勾當。比如胡長清、成克傑等人，都曾在大會小會上的“廉政講話”，一隻手接受他人行賄，另一隻手接過“廉政模範”的榮譽。教授犯罪、貪官作秀，本不值得奇怪。我們要關注的，不是文章與道德的差距，而是如何通過制度制約道德的淪喪。
比如反腐倡廉，整個社會都知道反腐倡廉的重大意義，可法律就是不願意規定財產申報制度，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財產申報法”的議案，可每次都沒能在全國人大作爲草案交付表決。從聲勢上講，似乎所有人都在反腐，但是有切實可行的嚴制度、並且落到實處的並不多。
一個國家的主流道德發揮作用的根本方式，就是將其作爲政治倫理，成爲國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成爲民衆評價政治合法性的依據。民主、公平、正義、人道是一個社會的基本政治倫理，儘管其內涵會因爲社會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其最終必須通過制度化實現。所以，道德不是用來作秀的，文章也不是其有效手段。“制度化”，換一個說法就是法治；而民衆以道德“評判現行制度”，換一個說法則是民主。文章是靠不住的，道德也是靠不住的，必須有民主和法治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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