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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的十六大到今年3月全國“兩會”，中國政壇新老交替順利完成。人們在熱切關注兩代領導集體權力交接的同時，不應該忽略政壇的另一種代際更替：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及東歐的“海歸”羣體退隱，改革開放後負笈歐美的新一代“海歸”羣體悄然登場。
新“海歸”官員漸擔重任
3月31日，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高調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訪、就央行政策侃侃而談的時候，剛從外交部副部長位置卸任的周文重正在進行出國前的最後準備。3天后，他以中國駐美大使的身份出現在華盛頓火車站。
經濟學家周小川和外交官周文重，多年前都曾留學海外，周小川修學美國，周文重則在英國巴斯大學、倫敦經濟學院進修數年。今天，他們一個主政央行，一個主持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中美關係，政治位置舉足輕重。
周小川和周文重在政壇崛起的背後，一個逐漸擴大的羣體十分引人注目：當年在國門開放的大潮中負笈海外的新一代留學生羣體，回國後經歷大浪淘沙，其中精英者今天開始登上中國政壇。
教育部部長賙濟經歷與周小川相似。1980年，他獲得了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機械工程系學習的機會，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後由教授、校長至武漢市市長，隨後迅速進入政壇高層。他的副手、教育部副部長吳啓迪，則留學於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
科技部是“海歸派”的重鎮。部長徐冠華有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做兩年訪問學者的經歷，副部長馬頌德1986年在法國巴黎第六大學計算器視覺專業獲得博士學位，另一名副部長程津培1987年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有機化學專業，獲博士學位。
外交部數位高官均屬“海歸”派，前後幾任副部長張業遂、周文重、王光亞就讀於英國巴斯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等院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1984至1987年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外科做博士後研究，副部長蔣作君留學美國布法羅大學。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曾就讀美國密執安大學土木專業，獲得博士學位。人事部副部長王曉初曾獲得美國西蒙斯學院理學碩士學位。
除上述部級高官外，這批“海歸”羣體中的少數人已經進入更高序列———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1979年從工作的浙江大學到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機械系液壓氣動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員，獲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並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我國最早的MBA留學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蔣正華，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科學研究院學習。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啓德，1985年至1987年美國埃默裏大學藥理系進修。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石孫，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全國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長徐匡迪，1982年到1985年間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留學並在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蘭塞爾公司工作進修。
這只是一個開始
以周小川爲代表的第十代“海歸”官員羣體在新世紀進入高層，但這也許只是一個開始。
事實上，一批“海歸”官員陸續進入地方黨委政府擔當重要角色。
據不完全統計，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副省部級以上幹部有幾十人之多，但相對於全國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級幹部而言，比例並不算高，只相當於百分之幾。而在龐大的地市級官員羣體中，“海歸”的人數就更少了，並沒有形成從政“海歸”人才向上流動的梯隊。
“不論是同日韓等東亞近鄰國家或中國歷史比較，當前‘海歸’官員還是少數。”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海歸人士王輝耀說。
資料顯示，海外留學生歸國後從參與的領域來看，經濟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歸”人士有的高達85%以上，從政的“海歸”在官員中的比例顯然無法同日而語。
“‘海歸’一百年前就有，從洋務運動開始這一現象已經出現。”一位學者說，“此後逐漸出現文官政府遴選高級官員的不成文‘傳統’，現在驚呼‘海歸’，只說明歷史傳承突然中斷，一旦接續，人們一時不適。不是‘海歸’回來，而是‘歷史’回來了。”
在王輝耀的眼裏，當前的幹部選拔制度仍有改進的餘地：“體制內”和“體制外”隔着一堵無形的高牆，擋住了許多“體制外”的“海歸”派進入政壇的大門。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國招聘副局級幹部和高級企管人員，被北京本地媒體以“北京副局級幹部招聘優先考慮海歸”高調報道，王輝耀對此頗爲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條件，發現赫然寫着：申請者需要有擔任正處級幹部滿一年、或副處級滿4年的工作經驗。
“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歸’，但實際只面向從‘體制內’出去，又回到體制內的5%的羣體，絕大多數‘海歸’羣體被排除在外。那麼多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職業經理人，那些有過國外政府工作經驗和公共管理經驗的人，他們沒有體制內處級幹部的經歷，能不能報考呢？又有沒有能力擔任這一職務呢？”王輝耀問道。
王輝耀設想，如果政府能夠將中高級幹部選拔任用的大門向社會開放，將優秀的海外精英充實到各個政府部門，“政府的行政職能轉換絕對可以上一個臺階”。
“改革開放這些年來，許多省市反覆強調要和國際接軌，如果能讓一些學有所成的海外留學人員直接進入市長、省長的助理班子，他們的國際視野和知識能力就可以充分發揮作用。”歐美同學會副祕書長陳泉說。
要與中國國情相結合
在一些政治觀察人士眼裏，隨着政府幹部選拔、任用體制改革進程的加快，海歸官員的狀態將逐步得到改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海歸”官員有望形成梯隊效應。
“這一代海外留學潮以其來勢之猛，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對中國的影響將是空前的，再過十年、二十年，歷史會證明這一點。”
“海歸”官員也將對中國的政治生態帶來積極變化。有政治學者認爲，“海歸”羣體成批在國家機關擔任司局級幹部，今後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海歸派”將會更多，中國的政治生態也將朝着更加開放、寬容和透明的方向演進。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認爲，留學人員和體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相互影響，相互改變。“海歸”們既需帶來規則的意識，又要學會努力適應體制。
而對於“海歸”的歷史作用，他認爲應該放在過程中看待。他說，這些人畢竟是知識分子，看問題相對理想化一些，如和中國的現實情況結合得不好，就容易出問題。他們所去的國家可能比較發達，但如果把他們學到的東西不顧中國國情搬過來，反倒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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