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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中歸聯”捐款建造的“謝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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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撫順市東北部的高爾山下，有一座聞名中外的場所——撫順戰犯管理所。這座佔地6600平方米的灰色建築羣，原是日本帝國主義於1934年用近兩年的時間修建的殺人魔窟——撫順典獄，專門用於關押我愛國同胞以及朝鮮、蒙古、蘇聯等國的反戰和平人士。未曾料到，歷史竟給這幫戰爭狂人開了個無情的玩笑，1950年7月19日，從全國各地及蘇聯引渡來的侵華日軍982名戰爭罪犯，被押解到撫順，監管在這座已更名爲戰犯管理所的深宅大院。
在這982名戰犯中，日本軍隊系統的有司令官2名，師團長5名，旅團長14名，聯隊長8名，還有參謀長、大隊長、中隊長、分隊長以下所謂“武士”600餘名；有行政系統的總務長官、次長、參議、憲兵、特務等。其中有到處建立無人區的日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啓久，製造多次血惺慘案的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參與殺害趙一曼烈士的僞滿警務指揮官大野泰治，謀殺趙尚志將軍的僞滿警察署長田井久二郎，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旅團長後任日軍149師團中將師團長的佐佐木到一……
戰犯們一個個惶恐不安的走進門上釘有號碼的監舍，他們自認爲這是走進地獄的開始，末日就將來臨，誰也不曾想到這正是他們從鬼變成人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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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周恩來總理關於對這批戰爭罪犯“要做到一個不跑，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的指示，東北人民政府派出強有力的領導力量，負責這座監獄的管理和改造。國家在經費十分緊缺的情況下，拿出366萬元，新建了俱樂部、體育場、圖書館和露天舞臺。這一切都是爲了讓戰犯們在較好的環境中安心學習、自我反思，徹底認罪，重新做人。
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實行彰顯人道主義的“三個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罵；二是保障生活條件，物資供給相當於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體健康，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周恩來總理還親筆點定戰犯吃細糧，每日三餐，區別將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個部分，分小、中、大三個竈別。戰犯們每日三餐細糧，而當時所有管教人員還執行社會糧食供給標準，端起飯碗能見到的總是黑窩頭。
1952年10月，因朝鮮戰爭，管理所臨時北遷哈爾濱。有一天監獄隔壁的豬毛廠突然失火，火舌躥過大牆，烤得戰犯監舍的玻璃啪啪作響，戰犯們六神無主。管教員們飛快的打開各個監舍的門鎖，穩住驚魂未定的戰犯，迅速將他們疏散到安全區，又一次次冒着烈焰，衝進監舍，搶出戰犯們的衣物被褥。當餘悸平穩之後，戰犯們發現自己無一人受傷，衣物無一件丟失，而管理人員的生活物品全部化爲灰燼。
“當我們受到疾病與死亡威脅時，管教們待之如親人”，這是戰犯嘴邊常說的一句話。管理所醫務室，醫療器械設備、醫生隊伍、病牀、藥品等均超過那個年代的中等級醫院。每年春季，管理所都要請大醫院的專科醫生給戰犯體檢，按季節進行流腦、傷寒、痢疾、霍亂等疾病的預防注射。據資料記載：戰犯患肺結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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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簽署公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隨即，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幹部組成的東北工作團，對戰犯偵訊的同時，組織大批外調人員，在凡被日寇侵佔過的地方，向被害倖存者取證，蒐集到26700餘件控訴書、鑑定書，8000餘份日本人殘留在各地的檔案資料。
1956年6月9日至19日，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對藤田茂、鈴木啓久等8名將校級戰犯進行公開審判，7月1日至20日對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擔任僞滿高級職務的戰犯進行了公開審訊。一些外國記者參加了審判的旁聽。法庭上出現的是國際審判史上罕見的情景：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要求赦免；相反的卻是痛哭流涕，請求法庭對自己嚴懲，並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譴責和揭露。
按照二戰後國際上懲治戰犯規定的量刑標準，撫順戰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判極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實行寬大政策，最終只決定對45名戰犯予以判刑。1956年5月21日，法庭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書，對335名(含太原組40名)日本戰犯“免於起訴，立即釋放”。1956年7月20日，軍事法庭公開宣判：武部六藏和齋藤美夫判刑20年，古海忠之、三宅秀也、中井久二等5人判刑18年，其餘判刑5年至12年不等。法庭還宣佈：刑期從被判之日起計算，判決前關押的時間一日抵刑期一日。
藤田茂在《回憶軍事審判》一書中寫道：“我感到非常意外，只判我十八年徒刑，而且關押的歲月也算到服刑。已經過去十一年，再過七年，就要放我回日本，這是多麼奇幻的夢語啊……”
“管理所是我們的再生學校，管教員是我們的再生恩師，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再生父母，回國後要向日本青年講述侵華戰爭史，教育日本青年爲維護和平而鬥爭……”這是所有獲釋人員離別前的共同聲音。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釋者335名，7月18日第二批被釋者328名，8月21日第三批被釋者354名，均由天津乘日本“興安丸”號輪船接運回國。在第二批釋放者告別會上，他們的代表聲淚俱下地宣讀一篇《感謝文》：
“……只有中國人民，纔是我們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們要把從各位那裏得到的兩件寶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後半生中爲人民、爲社會和平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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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學校，再生恩師，再生父母”，是絕大多數被釋者的心聲。他們在寫懺悔書時如是說，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釋放回國後面對強暴與生命威脅時也如是說。當他們步出撫順戰犯管理所門檻的那一刻，人們從他們自責與悔恨的面容上，清晰地讀出兩個字——“不忘”。
日本戰犯們從獲釋歸國之日起，就開始了與那些歷史“健忘者”們作鬥爭。當年就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遵循“反對侵略戰爭，貢獻於和平與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來，他們衝破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阻礙，以其親身經歷，舉辦座談會、展覽會、街頭宣傳，對日本侵華戰爭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4月，86歲的藤田茂率“中歸聯”代表團一行16人第三次訪華，瞻仰撫順平頂山“白骨館”。1988年10月22日，“中歸聯”捐款建造了一座6.37米高的由大理石和花崗岩構成的“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落成於撫順戰犯管理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已成爲處理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句常用語。“不忘”，是對民族記憶的擦拭，是對歷史進程的回望，是對世界和平前景的希冀。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正確對待日本侵華戰爭千百萬生命書寫的歷史，才能避免重演千百萬人再去流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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