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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爲人知的華人精英運動
陳省身、楊振寧、丘成桐、何炳棣、田長霖、吳家瑋、林孝信……這些名字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有着教授、院士、科學家、實業家、作家等耀眼的頭銜，可謂是當之無愧的華人精英。
但很少有人知道，35年前，他們曾經共同參與了一次保衛釣魚島的運動，並被這場運動所改變
7月13日，何炳棣近乎嘶啞的聲音通過越洋電話傳來——“不會忘記，怎麼會忘記？”因爲聽力漸失，他的聲音如同吶喊。
88歲的何炳棣是當今史學界的泰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迄今惟一的華裔會長。在這個7月的美國南加州寓所裏，他常常爲思緒回到35年前的“保釣”運動而徹夜不眠。
7月的中國媒體，紛紛在轉載一條消息：7月5日，一份公開譴責李登輝關於“釣魚島屬於日本”媚日言論的聲明，由200多名“老保釣人士”聯合簽名，其中以楊振寧先生爲代表。
經記者查證，這條“新聞”原來是2002年的一條舊聞。之所以在今年突然又浮出水面，也許與中日關係目前的形勢有關。
不過，聲明中對於“老保釣”的提及，卻讓一場發生於35年前的海外“保釣”運動重入公衆視野。
一次精英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給參與者們留下了什麼？在35年過去後，他們的命運有幾多變遷？《南方週末》記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在美國、在香港、在臺灣、在北京，追尋那段不同尋常的歲月。
而幾天後的8月9日來自臺灣、香港、美國和北京的30餘位老“保釣”將齊聚西藏拉薩包括林孝信、劉虛心、林盛中、張信剛等人除了敘舊之外他們還將對兩岸關係及中國統一的問題進行討論。
激情燃燒的歲月
這是一段參與者們極爲珍視的歷史。
在香港，著名的華裔數學家丘成桐，不顧剛從美國長途而來的勞累，在演講的間隙，爲本報記者騰出了近一小時的採訪時間，他說，找不到拒絕的理由。丘成桐是數學界諾貝爾獎——菲爾茲獎惟一的華裔獲獎者，這是近30年來他對國內媒體首度公開自己的那段歷程。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遠在新疆出差時就敲定了一週後的採訪日程，他的祕書對本報記者說，“從來沒見校長對一個採訪如此重視！”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椿萱，至今珍藏着一疊名爲《水牛》的“保釣”運動雜誌，留學歸國的20餘年裏，他幾易居所，但雜誌一直保留。
而他們追憶的那段歷史，都要從一本名爲《釣魚島須知》的小冊子開始。
1970年底，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這本小冊子傳到了伯克利的校園，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直以來都是美國自由傳統相對盛行的校園，且港臺留學生相對較多，這裏後來成爲“保釣”運動最活躍的地方。這本小冊子重點提到了釣魚島問題背後隱藏的日本對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爭奪，並且從地理、歷史、海洋法等方面闡釋釣魚島主權隸屬於中國的事實。
之前一年，美日聯合公報決定：將琉球於1972年5月15日“歸還”日本，其中包含了歷來屬於臺灣的釣魚島。
幾乎與《釣魚島須知》四處傳播的同時，1970年底，又出現了“沖繩縣警察局將釣魚島上青天白日旗拔下撕毀，並將臺灣漁船驅逐”的事件。
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家國觀念和民族底線。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頓大學沈平、李德怡等人拍案而起率先組成了“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以下稱“保釣”會)，強調以行動“警告日本”、“抗議美國”、“呼醒國人”。
當時沒有網絡，甚至電話也不普遍，《釣魚島須知》小冊子依靠林孝信和他創辦的《科學月刊》網絡得以迅速傳播。當時的林孝信在芝加哥大學讀物理專業博士。在他的努力下，1970年，凡有50個留學生的地方，就有《科學月刊》的聯絡員。
以不可想象的傳播速度，短短兩個月間，至1971年初，“保釣行動委員會”幾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的張信剛彼時正在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做助理教授，“偏居一隅”，在一次偶然的會談中獲悉“保釣”運動的信息。第二天，學校裏已經貼出了保衛釣魚島的海報，幾天後“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保釣’委員會”已經成立。
那一年，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丘成桐才22歲，在恩師陳省身的指導下，博士論文接近完成，後來奠定其在數學界地位的卡拉比猜想也纔剛剛接觸。
當時的美國校園正沉浸在反越戰運動的持續激情之中。老師陳省身諄諄告誡自己的弟子，一切以學業爲重。
但當“保釣”運動的浪潮裹脅而來時，年輕的丘成桐並沒有遵從師命。當時的運動骨幹、作家劉大任依然記得，在籌備醞釀“保釣”遊行期間，總有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不辭辛勞，逢事必到，搬凳子，發傳單。他不曾料到，僅僅十餘年後，這位青年居然摘取了菲爾茲獎——數學界的諾貝爾獎。34年後丘成桐先生坦陳這段經歷，對本報記者說，“當時我並不是領袖，卻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受益良多。”
兩次大遊行未能奏效
1970年前後的美國校園，中國留學生主要來自香港和臺灣，大陸因爲尚未開放，鮮有留學生赴美，總計人數近萬人。
當時，港臺留學生對於臺灣當局普遍持有兩種態度：激烈的反對和相對平和的改良，由這兩種態度而派生的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感，也既有嚮往，亦有疏離。
因爲釣魚島的歸屬關係中華民族的榮辱，留美學生中的不同政治立場得以共歸愛國主義的大旗之下。
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金山灣區9所高校的500名留學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籲下，自發集結在舊金山市，掀起了“保釣”遊行示威活動。時間定在1月29日，暗合當年的“12·9”愛國學生運動。
香港理工大學劉佩瓊教授至今記得，當天陽光明媚，她和加州州立大學的同學們天沒亮就坐着兩輛大巴趕至舊金山。遊行隊伍從聖瑪麗廣場出發，沿路經“臺北派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以及日本領事館，並向當時的“總領事”周彤華遞交了呼籲臺灣當局捍衛領土主權的請願書。
丘成桐則對記者說，他在遊行中親眼目睹身邊的朋友被不明分子襲擊，“眼鏡都被打破了”。事後他才知道，幾乎在同一天，紐約市、芝加哥、西雅圖和洛杉磯均發生了類似的留美學生“保釣”遊行。
“保釣”的浪潮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激盪着美國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但“1·29”遊行之後，臺灣當局並沒有及時作出積極迴應，當局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和軟弱舉措，再度催生了更大規模的華盛頓“4·10”大遊行。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是屬於中國留學生的世界。華府憲法大道與二十三街的廣場上，來自全美三十餘所高校，17個地區的近4000名留學生、華僑齊聚於此。“保釣”運動達至高潮。
張信剛爲了參加這場遊行，丟下待產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兒，連夜開車，從布法羅奔赴華盛頓。更多的留學生從羅德島，從密歇根，不惜十幾個小時的夜車趕至，甚至加拿大“全加中國同學聯會”亦風塵僕僕趕到。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高唱《畢業歌》、《黃河大合唱》。威斯康辛大學學生甚至自創了“釣魚島戰歌”，留學生滿含熱淚，振臂吶喊“中國，站起來，起來！”
時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錢致榕在日本使館前登高一呼，慷慨陳辭，以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歷史典故痛斥拱手交讓釣魚島爲漢奸賣國之行爲，場下掌聲雷動，34年後，每憶及此，錢教授澎湃依舊。
歷經半年的激情之後，“保釣”意識雖然在留學生心中擴散，但“保釣”行動卻沒有造成任何現實上的改變，臺灣當局鮮有動作。留學生們越發意識到，釣魚島問題的徹底解決必須仰仗於中國的真正強大，而兩岸分裂的狀況讓他們更爲深入地關注到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保釣”運動開始從最直接的釣魚島問題延伸至兩岸統一的討論上。
“4·10”遊行結束不久，1971年的秋天，博士畢業的丘成桐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他又積極參與了該校的國是討論會，“每星期一次，我幾乎都去，算是比較積極的一位。”他不喜歡發言，總是在一旁傾聽，“知道了許多關於新中國、兩岸關係的事情”，“兩岸統一”成了經常聞及的詞彙。
1971年9月安娜堡國是討論會在密歇根大學召開，全美高校的100餘名“保釣”精英齊聚一堂，就“保釣”行動的發展方向出謀劃策，議題漸漸從單純的愛國保土集中於促進兩岸統一之上，這成爲“保釣”運動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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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尋訪的“保釣”精英(部分)
楊振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講座教授，83歲，現居北京
何柄棣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芝加哥大學榮退講座教授，88歲，現居美國
丘成桐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數學費爾滋獎——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得主，56歲，現居美國
田長霖(前加州伯克利分校校長，已逝)
蒲慕明(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教授，58歲，現居美國)
沈君山(臺灣清華大學前校長，72歲，現居臺灣)
吳家瑋(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68歲，現居美國)
張信剛(英國皇家工程學院外籍院士，香港城市大學校長，65歲，現居香港)
陳治利(從商，68歲，現居美國)
林盛中(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臺盟中央前主席，63歲，現居北京)
李椿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66歲，現居北京)
蘇紀蘭(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70歲，現居杭州)
林孝信(《科學月刊》創辦人；臺灣社區大學促進會常務理事，)
劉佩瓊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60歲，現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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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已逝“保釣”精英名單
許泰和
陳恆次
蔡詩東
王浩
章蘇民
林碧碧
鮑永平
陳挹芳
廖秋忠
張曉春
孟儀正
任之恭
王國祥
胡家縉
李福祥
許金珠
袁葆生
陳毓祥
郭鬆芬
……
華裔學者的身影
“保釣”運動甫一開始即以“第二次五四運動”自況，甚至打出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作比照。
連續兩次的遊行示威讓美國的新聞媒體對於一向沉默的中國學生的印象爲之一變，而真正讓他們開始關注到遊行示威背後所蘊藏的巨大國家力量，則更多地依仗當時已近功成名就的著名華裔學者。
“4·10”華盛頓遊行後，各地“保釣”成員合捐6萬美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整頁的大廣告，表明釣魚臺列嶼應是中國的領土，是爲留學生就釣魚島問題向美國社會的公開抗議。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當時正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教授，在留學生們的再三邀請下，挺身而出，爲首簽名發出了一份告美國政府公開信，闡述釣魚島問題的實質，呼籲歸還中國。
丘成桐多少有些驚訝，他說，“老師素來用心學問，也不很支持學生上街遊行，陷於運動熱潮，常常勸我們學業爲重，這纔是愛國之正途。”
“4·10”遊行結束後不久，張信剛回到布法羅的紐約州立大學，辦起了釣運雜誌《水牛》，現中科院院士李椿萱是積極的參與者之一。這是一份純手抄雜誌，李椿萱回憶說，“雜誌宗旨爲啓蒙，主要是介紹新中國的現狀和建設成就，闡釋社會主義理論，偶爾也會刊發一些散文、詩歌等感性文字。”《水牛》每期從兩三百份穩定升至五六百份，開始在當時全美數十家類似的釣運雜誌中脫穎而出。編輯部開始收到一些鼓勵的信箋和捐款，主編張信剛意外地從支持的來信中發現了田長霖教授和吳家瑋教授的名字。
田長霖，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美國首位亞裔校長，彼時正是伯克利分校熱系統工程繫系主任，領導着18位教授。行政研究工作之外，他不顧個人利益，站在舊金山中國城的花園一角慷慨陳辭，公開批評臺灣處理“保釣”的態度。事後因之被列在了臺灣當局的黑名單上，將近十年的時間不能回臺灣，更是多次被排擠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之外，臺灣方面在提到他時，都以“××教授”稱呼。
而前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分校校長吳家瑋教授當時已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他對本報記者回憶說，自己當時相對冷靜，沒有參與上街遊行，但一直在背後支持學生們辦雜誌、開研討會的行動，多次捐款，甚至投稿。當時他正積極參與《科學月刊》的編輯，大量撰寫科普和時勢分析文章，試圖啓迪民智，呼籲理性，“其實也在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運動。”
30年後，這3位因“保釣”而紙上相遇的教授，如今都以華人圈裏最有名的大學的校長形象被記憶。
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先生，當時年過半百，但仍激情洋溢。“我選擇了以我的特長來支持學生運動，就是以演講和著文的方式爲‘保釣’運動鼓呼。”
“保釣”運動期間，何炳棣先生髮表演講不下四五十次，尤其在後期釣運向兩岸統一運動的轉變中功不可沒。1972年，他訪問祖國後寫就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一文，被留學生廣爲傳抄，30年後依然被諸多“保釣”學生嘖嘖提起。
何炳棣多次提及與楊振寧在“保釣”中的合作，並引用當年臺灣當局口中的“楊匪、何匪”自況。作爲海外華裔科學家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楊振寧1971年甫一回美，即應“保釣”學生的邀請，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講，以所見中國不屈不撓之精神示於學生，感染了一批熱血青年立下報國之念。
本報記者多方努力終獲得楊振寧當年的數千言演講辭，這篇名爲《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一文裏，楊先生從他所見的上海女性穿裙子，講到科研事業、文化傳統，無往不包，最後以“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來作喻新中國氣象之變化。
著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憶及往昔，認爲“這場‘保釣’運動，更重大的意義在於，當時的中國是不開放的，而它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們海外學子瞭解中國”。
吳仙標是目前爲止海外留學生競選美國副州長成功的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個人；他還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競選聯邦參議員的華裔。
1971年，吳仙標發起組織的“德拉瓦州保衛釣魚臺(注：臺灣地區稱爲釣魚臺)委員會”編印了一本關於釣魚臺的小冊子，說明釣魚臺的歷史和領土主權，並分發給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所有成員。
此間，他還先後訪問了4位聯邦參議員、30多位聯邦參議員的智囊班子主要成員，在“喝啤酒”、“喝咖啡”中，不知不覺地向這些人灌輸釣魚臺屬於中國領土的觀念。
這些最著名的華裔精英無一不在關鍵時刻，站在關鍵位置上踢了“臨門一腳”。
周恩來總理接見“保釣”人士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陳治利突然接到電話，“是東部李我焱打來的，說要組團回中國參觀，徵求有居留權、學業不致受影響的人加入”。
陳治利與李我焱後來均成爲“海外保釣第零團”的成員。
原來，1970年肇始的海外“保釣”運動在近一年的風起雲涌後，引起了新中國的高度關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後，舉世震驚，新中國政府公開聲援海外學子的愛國義舉。四天後，《人民日報》(1971年4月24日第六版)率先對此事進行詳細報道；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表示，廣大海外僑胞正在紛紛掀起的維護民族主權的愛國正義運動，“將獲得祖國人民的堅決支持”。
但囿於之前中美關係的冷淡及兩岸的敵對態勢，這場“保釣”運動的具體情況和信息一直無法暢通地傳遞至大陸，迫切需要搭建一道溝通的橋樑。而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釣”運動在最初遊行示威的激情過後，也進入了反思和總結階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學生競相開展的國是討論會，議題也漸深入至中國前途的討論上，促使兩岸統一成爲許多留學生的共同選擇。這一年9月的安娜堡國是大會上，“去新中國看一看”成爲許多與會者熱切的願望。
開完這次大會幾天後，當時的全美“保釣”運動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獲悉了中國政府擬邀請海外“保釣”學生組團訪問祖國的信息。這一口訊是當時新成立的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委託李我焱的同學伍經元傳達的，對外名義是參加1971年的國慶觀禮活動。
其時美國還未完全承認新中國，但兩國關係已經有所緩和，美國剛剛通過一議案，允許美國公民去中國大陸旅遊，這成爲訪問團順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權，大概是爲了萬一出現意外，團員依然能夠回到美國。”李我焱回憶說。
陳治利在徵得妻子同意後，又主動推薦法學院的陳恆次同學參加，陳恆次得以成爲訪問團裏惟一的臺灣本土籍留學生。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劉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電話邀請，在與朋友的一番深思熟慮後，他選擇了放棄，理由是“條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最終成行的訪問團一共五人，李我焱爲團長，四位團員分別是陳治利、陳恆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五人均來自臺灣，基本都是‘保釣’運動各個地區的聯絡人。”陳治利說。
9月底。出發前夕，五人特意經紐約參加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集會，並在旅途中傳來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消息。訪問團羣情激昂，“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破冰之旅。”34年後的今天，陳治利提及往事依舊難捺激動。
1971年的國慶前夕，由海外“保釣”運動的五位骨幹成員組成的“保釣訪問團”第一次踏上祖國大陸，其間一場與周總理的傾談，從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續了6個小時。基於當時的兩岸形勢，這次訪問自始至終，“不上報紙，不拍照片”，成爲一段被塵封的歷史片段，也被參與者戲稱爲“保釣第零團”。
返美后不久，訪問團團員在各地留學生的要求下，四處演講，陳恆次和陳治利兩人，更是開着一輛破舊的老爺車，在中西部、南部學校間穿梭，將他們在國內的所見所聞，義不容辭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後，李我焱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經聯合國考試錄取到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人生一下子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而受訪問團演講的影響，去往聯合國工作以作報國之途的留學生共有80多人，“他們幾乎都有博士碩士學位，大多是放棄自己的專業，改而從事語文工作，並不計較個人得失。”
“保釣第零團”的訪問成功，開通了海外學子與祖國定期溝通的渠道，其後1972年、1975年，“保釣”第一團、第二團，接連循着他們的足跡，跨過大洋。張信剛參加的是1972年的第一團。當時周總理不管多忙，總是儘量親自接見這些海外歸來的學子，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於新中國的認同感。
不過，事實上從1971年9月安娜堡國是討論會在密歇根大學召開開始，“保釣”人士“政治立場的分歧開始顯現，有些人選擇了退出，有些人更加執著”。參與此次討論會的劉大任向本報記者回憶道。
至1972年5月15日，美國依舊對外宣佈，遵循《美日聯合公報》如期將釣魚島的託管權交予日本，轟烈一時的保釣運動遭遇挫折，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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