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而下力推應急管理
對於我國在應急公共事件方面面對的嚴峻形勢和存在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一再作出重要指示。
7月22日至23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應急管理工作會議，提出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說明我國應急管理工作正在納入經常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
事實上，自非典疫情發生後，我國政府針對各種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編制工作就全面提速。
2003年9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家行政學院的講話中指出，非典疫情發生和蔓延的一個重要啓示，就是要在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重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
2004年2月，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再次指出，加強社會管理，必須加快建立健全各種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
而2004年《國務院工作規則》修訂時，溫家寶總理主要強調了4點，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健全各種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
今年“兩會”召開前夕，受溫家寶總理委託，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華建敏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報告：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編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國應急預案框架體系初步建立。
華建敏說，按照不同的責任主體，預案體系設計爲國家總體應急預案、專項應急預案、部門應急預案、地方應急預案、企事業單位應急預案5個層次。目前已完成的國家總體應急預案、25件專項應急預案、80件部門應急預案，基本覆蓋了我國經常發生的突發公共事件的主要方面。此外，我國省級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編制工作也已完成，許多市、區(縣)也制定了應急預案。專家建議，下一步一定要抓好社區、農村、重點企事業單位應急預案的編制工作，從而最終形成一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預案體系。
應急預案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爲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四類。按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嚴重程度、可控性和影響範圍等因素，分爲特別重大(Ⅰ)、重大(Ⅱ)、較大(Ⅲ)和一般(Ⅳ)四級。應急預案對突發公共事件的預測預警、信息報告、應急響應、應急處置、恢復重建及調查評估等機制都作了明確規定，形成了包含事前、事發、事中、事後等各環節的一整套工作運行機制。
顧林生告訴《瞭望新聞週刊》，我國應急預案具有一些其它國家沒有的、超前的、創新的內容。因爲我國應急預案在編制過程中，參考了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各種規劃、預案和指南的內容，分析了美國“9·11”事件、印度洋海嘯、瘋牛病等危機事件，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教訓並根據我國的國情進行了創新。可以說，我國的應急預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一，雖然其它國家也有應急預案，但是像我國這樣部門齊全、種類繁多、大規模的應急預案還是很少的。我國的5級應急預案體系，應急法制體系、應急規劃體系一起構建了我國的應急管理體系。
第二，彌補了我國應急規劃的不足，加強了我國的應急管理能力。與國外的防災規劃或應急事務規劃相比，我國的規劃作得不詳細，還是以簡單的條條框框爲主，難於實際操作。這次我國預案編制，彌補了規劃的不足，替代規劃細化了一些內容。
第三，具有超前性。我國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各種法律還沒有健全，關鍵的基本法律還在制定討論中。應急預案彌補了這些法律的不足之處和沒有規定的東西，同時也爲今後的法律完善提供了基礎。
第四，強調預防爲主。一般的預案主要是規定應急處置的流程、程序、原則。鑑於我國行政機構級別多、幅員遼闊、災種多、突發公共事件造成的危害大等原因，強調以預防爲主和先期應急處置的重要性，要求各部門和地區盡力預防突發公共事件和儘可能不要把一般事件擴大爲嚴重的、特大的突發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把以人爲本、科學發展觀等作爲理念和原則放入了預案中間。
第六，強調屬地管理。軍隊、中央企業等都要真正爲本地民衆服務，這是吸取重慶開縣井噴事件和SARS的教訓。同時也明確了各級政府的責任。
除預案之外，《突發事件與緊急狀態處置法(草案)》也已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
顧林生說，對付突發公共事件，必須動員國家和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必須有一部基本法律作爲“龍頭”，以其他部門法和專門條例、規章等爲補充，以求有效地處置各種緊急狀態。這在很多國家已經形成了共識。
應急預案重在落實
應急預案編制完成之後，在落實方面有許多工作要作。
顧林生說，各預案之間的銜接和協調是當務之急。已經制訂修訂的各部門應急預案之間、各專項預案之間、部門應急預案和專項預案之間都需要進行協調，特別是要加強主管部門與配合部門之間的協調和銜接。
其次，相關法律需要修改，一些新法律急需出臺。在應急預案編制中，出現了現有法律不完善或沒有法律的問題，一些預案暫時代替了法律的空白。比如，食品安全預案中規定了主管部門綜合協調的職能，但是現有的《食品衛生法》沒有賦予食品安全主管部門綜合協調的權力，因此需要修改《食品衛生法》，並制定《食品安全法》。
原有的各項應急規劃和計劃也存在類似問題。我們的很多預案代替了現有的各部門規劃、計劃的內容。因此，各項規劃和計劃反過來需要進行完善和修改。
顧林生同時指出了應急預案編制和落實中存在的不平衡問題。其一，在各項災種或部門系統中存在不平衡。比如，民政部2004年就起草了《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至2004年底，全國救災應急預案體系和緊急救援響應機制基本形成。但是，其它部門在2005年纔開始佈置全國地、市、縣、市、區應急預案的制定。
其二，各地區之間存在不平衡。沿海地區和大城市的預案編制和落實工作做的比較好，內地、農村地區相對比較欠缺。而正是工作相對比較落後的地區存在更多的風險和隱患，特別需要加強應急管理和編制預案。
在我國應急機制的建立過程中，“說一千，道一萬，關鍵看你幹不幹。”有了一個好的機制，如果只是停留在口頭和文字上，而不是及時地、不打折扣地付諸執行，終歸是鏡花水月。爲此，專家建議，要確保應急預案在實踐中落實，在實踐中檢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