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鬆採訪文化部副部長孟曉泗
文化部副部長孟曉泗 央視《決策者說》8月12日播出節目《訪文化部副部長孟曉泗：演出條例熱點解析》，以下爲節目內容。
主要嘉賓：文化部副部長孟曉泗
特邀嘉賓：
張興建：文化市場司副司長。文化部工作20多年，文化市場發展的見證者，諸多法規的起草者。
朱克寧：中國表演家協會祕書長。
張宇：中演集團總經理。中國最大的演出公司，國有的演出公司。北京市演出行業協會會長。
陳紀新：北京時代新紀元演出公司總經理。(三大男高音北京演唱的經紀人)
田軍利：中國東方歌舞團團長
戴玉強：著名歌唱家
王小平：河南省寶豐縣縣委書記。中國最大的民間演出基地，1200個劇團，5萬人常年在外演出，佔全國一半。
白巖鬆：您好觀衆朋友，歡迎收看《決策者說》。先給您看一個演出報價， 2004年北京蒙特卡洛芭蕾舞團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最高票價是兩萬，2001年北京的三大男高音紫禁城的演唱會最高票價是2000美元，2004年的北京“希望的長城”世界巨星演唱會最高票價是一萬，圖蘭朵98年的最高票價是1000美元，2004年廣州莎拉布萊曼演唱會最高票價是6600。文化市場的變遷最近還有了新的新聞熱點，演出條例出臺了。今天我們請到的決策者就是文化部副部長孟曉泗
白巖鬆：公款買單只是條例其中的一款，但出臺之後，幾乎成了媒體報道量最大的，是不是有點出乎你們的預料？
孟曉駟：是，我覺得公款追星的話，這件事情又還是在“公款”兩個字上，因爲追星這個事情是人的興趣和愛好，但是公款一介入政府就越位了。
白巖鬆：公款追星四個字主要在公款，你們看到這個現象這幾年已經是什麼樣？
孟曉駟：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這樣一種情況了，可能就是觀衆們都還記得，去年曾經媒體報道了一個在四川萬元縣追星的那個例子，我覺得當時對我刺激最大的是我看到了一個小學教師，他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們這個學校非常貧困，讓我們買一張票的錢相當於教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可以讓孩子們好好地上一年學，學校被攤派買票讓我們去看這個演出，就是來了仙女，我們哪有心思看？
白巖鬆：這次有了明確的條文要制止公款追星，但我們又有一些政府要辦的演出，比如文化節等各種各樣的演出，那以後怎麼辦？
孟曉駟：任何法律都有它的適用範圍，比如這個條例中對於營業性演出的定義就是以營利爲目的，爲公衆舉辦的現場的文藝表演，實際上您講的那種政府舉辦的一些文藝表演活動不在此規定，此法律、此法規的調整範圍之內，但是您這個問題提出來我覺得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因爲政府部門舉辦的藝術節，舉辦的活動，雖然政府有大量的投入，但它是社會公益活動，當然畢竟有一些也需要商業方式來運作，比如門票、贊助等等，但這種情況搞得太多了，對市場也是一種干擾，因此我們也準備根據有關規定和思路來進行一次清理，能夠改善運作的方式，同時要接受社會的監督。
白巖鬆：公款追星被制止了，但是被制止的是政府直接出錢買單的公款追星，如果政府用暗示的方式呢？比如一個縣長暗示縣裏的幾大企業，你得給我辦這樣的演出，怎麼辦呢？
孟曉駟：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屬於違紀，違反黨紀和政紀，也是應當受到相應的處罰的，當然，我覺得輿論界的監督也是非常重要的。
白巖鬆：除了公款追星，“義演不義”在這兩年也屢有新聞報道，針對“義演不義”這次條例中也有明確規定，制定這個條例的思路是什麼？
孟曉駟：主要是要做好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讓受捐的單位能夠拿到錢，這樣我們規定所有的義演，除了扣除票的成本以外，所有的款項都要給受捐單位。第二點就是演出各方不得從中牟利，這樣的話這個問題才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白巖鬆：在條例出來之後，如果出現義演不義的情況並被查處，會受到什麼處理？
張興建：首先是要對演出的主辦單位進行處理，審計演出的整個過程，對那些違紀支出的演出，我們要根據國家的規定予以追回，同時對主辦單位予以罰款，對於個別演員義演不義，拿取高額勞務費，這個也要通報批評。
白巖鬆：是不是將來義演恐大的帳單就得是透明的？
張興建：這個義演的全部過程應當由審計部門來審計，同時由受捐單位，特別是民政部門予以監督。
白巖鬆：這個條例中關於贈票兩個字，媒體的報道量非常大，爲什麼把這樣的條款寫進來？
孟曉駟：贈票，這是一種比較複雜的現象，過去長期被人們認爲還是一種比較高雅體面的情況，我能要着票，你看我多好。如果贈票太多了，會增大演出成本，而且把這些成本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不利於市場體系的建立，所以我們條例中做出了相應的規定。
白巖鬆：中國演出家協會祕書長朱克寧先生，聽說去年咱們自己辦了一場演出，叫十全十美，掙着錢沒有？
朱克寧：應該說差不多打平吧
白巖鬆：但是通過當時的宣傳，包括整個滿座率的情況，還有這些腕兒，周杰倫、言成旭、蔡依琳等等，大家覺得你們賺大了，您說持平是不是太含蓄？
朱克寧：這個涉及的方面比較多。您開始的時候，展示了最近這幾年大的演出的票價情況，我還可以提供一些情況，比如說三高演唱會，在國內賣最高票價是2000美金，但是同樣的一場演唱會，在韓國賣的最高票價是190美金，在日本的最高票價是220美金。
白巖鬆：那又差出了很多。我替你們算了一下帳，總票額是4.9萬張，公安處走了11000多張，防漲票就要6000多張，警衛1700，奔兩千去了，工作票3000多張，然後贈票還有7000多張，兩個一加起來，最後能賣的票也就60%左右，防漲票是什麼概念？
朱克寧：它是這樣，就是公安爲了保證大型演出場館的安全，他不讓你把所有的座位全都賣了，他可能有兩個看臺根本不讓你賣票，這樣就說如果一旦發生了一些騷亂的話，有兩個可以疏通的地方，得把人往疏通的地方走。
白巖鬆：張宇先生，據您瞭解國外辦演出，成熟市場辦演出的話，贈票的比例有我們這麼高嗎？
張宇：沒有，比較成熟的市場上肯定還會有贈票，或者叫工作票，但這個比例肯定不會這麼高。
白巖鬆：您覺得什麼比例的贈票是合適的，給哪些人是應該的？
張宇：這裏頭是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當然是社會風氣的問題，第二個就是剛纔孟部長講的，它損害了市場、這個產業發展的可能性，因爲任何一個市場都是建立在一個很廣大的消費羣體、消費基礎之上。當這個消費不存在的時候，這個產業、這個市場，不管我們在藝術生產方面下多大的功夫，最後的結果還是賣不出去。
白巖鬆：部長，在我們的條例裏頭，專門針對贈票制定了規則，可是人們有時候會去想，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你管這事兒幹嘛？
孟曉駟：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覺得這個板上我看了看，對文化部門、新聞媒體部門和個體關係票的話，還是比較照顧的，比例沒有說出來，但是我覺得從總體上來講，贈票這個可能會對市場產生兩個方面的結果，一個是影響演出市場良性價格的形成。第二可能不利於培養比較成熟的消費者羣。有些票流到倒賣票的黃牛手裏頭，低價來出售，這次條例出臺以後，我看到了網上有消費者說，這個條例一出臺我們就有希望不做乳牛了，實際上他也覺得自己受到了盤剝消費者，因此就是說在消費者的身上，能拿着票的人就永遠不去買票，不能拿到票的人心裏也不平衡，所以這個條例解決這個問題，過去我自己實際上很不好意思，近水樓臺先得月，也接受一些贈票，自己也主動要了一些票，但既然條例已經出臺，今後還是按照條例的規定，只要除了公務以外，儘可能不索取贈票，我想執行這個條例，要求機關的工作人員、公務員要從自己做起。
白巖鬆：您主動亮出底，新聞媒體我們以後也得規矩一點。但如果別人主動送過來，咱不拒絕不就完了嗎？
孟曉駟：你如果要是索取，主動索取用票的話，實際上就是違反這個條例了，你不接受贈票，就是你自己對自己的一個作爲公務員的一個道德因素，這兩個不是一個範疇的事情。
白巖鬆：我們講的另一個熱點問題是假唱，制定這個條例制止假唱容易嗎？
孟曉駟：我也覺得假唱這個事情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的確界定比較難，我們說的假唱就是拿着自己的錄音帶對口形，最後有一個和聲，這個算不算假唱，這個問題是比較複雜的，但我們在制定條例的時候，主要考慮假唱的問題，它從經濟學的角度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也就是買方對於賣方的情況不太瞭解，信息不對稱一般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次品市場，還有一種是道德扭曲，這兩種情況實際上給演出市場產生比較嚴重的後果，我看到一個材料講到帕瓦羅蒂，他有一次嗓子不太好，晚上準備要開演唱會，這個主辦方給他提建議，是不是這次咱們採取假唱算了，他並沒有因爲追求自己聲音的完美而假唱，他向觀衆說明了真實的情況，那一次演出實際上質量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仍然贏得了觀衆的熱烈的掌聲，爲什麼呢？因爲他的真情，他的誠實贏得了觀衆的心。所以我想這樣的例子也還是有的。聽說今年年初，法制報有一個調查，就是在民衆中，老百姓對於假唱大約有70%的人認爲是不能容忍的。
白巖鬆：戴玉強，你的唱法不是通俗的唱法，是否假唱的比例比較低？
戴玉強：我曾經假唱過，不但假唱過，還讓媒體曝光。有一次在杭州演唱，我本來拿着伴奏帶去了，提前還告訴主辦方把音響設備搞好，我本來是要真唱，結果到那兒他說戴老師，對不起，我們今天的設備沒有按那個實音設備，光是放音的設備。勞務費拿了，我總不能掉頭回去吧，就唱了，唱了很明顯就讓人看出來是假的，那天我記得叫把一切獻給黨，報紙報道說，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難道用假唱來表達對黨的深情嗎？我確實很狼狽，但又不能去辯解，其實我不願意假唱，我覺得假唱挺彆扭，有時候電視錄像，我要對口形吧我還進不去情緒，我即使對口形，我也在那兒哇啦哇啦地唱。再有就是，大家在電視裏看到的恐怕就像冰山露到外頭那一點點，很多人看不到水裏頭的，比方說前兩天演的霍夫曼的故事，歌劇，我就感到很悲哀，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是我在這之前演了很多的歌劇，就是所謂的劇場藝術，這個總是假不了吧，沒有麥克風根本就，怎麼假？假不了。但是恰恰這些貨真價實的演出受衆羣很小很小，所以說假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技術發展了，有了這麼好的設備，有了錄音設備，有了麥克風，纔有可能去假，當時長安劇院吉祥劇院戲曲，它沒有擴音，怎麼可能假唱？我們現在的劇場演出，我的歌劇，每年演這麼多歌劇，看的就那麼幾千人，還有的買票的大概在中國演出大概20%，所以事業沒法發展，這就是互相的，贈票、假唱把我們這個市場擠得的，我們就沒法活了。
白巖鬆：有的觀衆有一直把假唱的矛頭打在演員身上，演員是不是也有委屈？
戴玉強：也有委屈的，也有不委屈的，有些人吧，他完整唱一個歌唱不下來，他就一句一句對，甚至於一個字一個字地對。
白巖鬆：錄音室製造。
戴玉強：對，你說現在的技術發展這麼高了，還是停留在劇場藝術？這個我也沒想清楚，比方說拍MTV，你讓他也真唱，不可能。我就疑問，我說現在的觀衆到底想不想聽真唱？我們的媒體的引導是否做到了這一點？所以說文化主管部門做這個事情真是大快人心。
孟曉駟：我覺得他有一種矛盾，一方面認爲假唱是一種技術作用於演出所產生的結果，一方面他又感覺到讓有實力的演員和沒有實力的演員在舞臺上沒有區分了，是有這個問題，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但是很真實。
白巖鬆：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說，希望達成一個什麼樣結果？
孟曉駟：我們希望在舉辦營業性現場演出的時候不要出現假唱的情況。應該用真實的聲音、真實的情感來面對觀衆。
白巖鬆：問一下團長了，徹底不讓假唱了之後，團內是否會做調整，比如說演員的素質、真唱的能力等等？
田軍利：我沒有什麼考慮的，東方這些年來，在舞臺上演出從來都是真真正正地演唱，這個條例管的是假唱，我們沒假唱，要求演員好好唱，要好好練，我們用最現代化的舞臺設備來支持他，給他提供這樣的保證，我多說兩句。我們今天談這個演出管理條例，演出管理條例是什麼呢？市場經濟體制下對演出市場的管理問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這就叫遊戲規則，只要是價實是貨真的，老百姓就感覺這個價實在，因此他有信任你這個價格。所以最關鍵是我們的生產者要真心誠意地對待老百姓，拿出你最優秀的作品來，讓老百姓認爲他花三百值得，花一千也值得，這樣的話我們的市場良性發展。
白巖鬆：會不會條例出來之後，公款追星和義演不義解決得好，可是贈票和假唱由於操作難度，會慢慢流於形式，制止不了？
孟曉駟：關於假唱的問題，我們不光是在條例裏僅僅提出原則性的規定，我們有三點具體的規定，第一是演出單位不準舉辦假唱，第二是屬於任何單位、任何個人不準爲假唱來提供條件，第三點如果要求假唱的是主辦單位，那他必須要派人到現場去監督，以防假唱行爲的發生。因此我想如果假唱情況還繼續在市場上存在，一旦被現場的羣衆發現了，不論對於演出單位還是對於演員來講都是一件相當難受的事，很難輕鬆過關。因此我覺得會引起充分的注意。另外這個問題僅僅靠法律是不行的，需要演員本身自身的道德修養，需要行業的自律，也缺不了新聞單位輿論監督。
白巖鬆：新紀元傳播公司的陳紀新陳總，現在都叫經紀公司，傳播公司，但過去曾叫走穴，叫穴頭，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詞兒？
陳紀新：嚴格地說我叫穴頭還不夠資格，但是我比較瞭解穴頭。我先生是在78年改革開放之後，深圳，1979年那個春天，在深圳時間就是金錢。原來我們文藝音樂團叫“放在箱子裏的衣服”，過了節拿出來抖落抖落又放進去了，十年文革是沒什麼節目可以演，所以大家都按捺不住，蹦出來做演出，私自演出開始其實是從1978年年底到79年初，受深圳這些新思潮的影響。北京號稱叫四大穴頭，其中我先生是之一，有兒藝的，有海政歌舞團的，還有廣播問共團的，這三個團體。
白巖鬆：我聽說北京火車站那個西大鐘是一個走穴和穴頭都知道的事兒是吧？
陳紀新：對，我那會兒經常跟他們演出也走穴。
孟曉駟：陳總挺真誠的，她自己實際上講她做穴頭還沒有資格，但實際上我一聽說她是穴頭的夫人。
白巖鬆：“走穴”這樣的詞彙裏含着一種貶義，您很早就開始到文化部門工作，是不是曾經有一段時間也是把走穴看成要治理，要管制，甚至消滅的對象？
孟曉駟：是，實際上穴頭和走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經濟現象，因爲文化飢渴的時代過去了，人們對於文化的需求得以釋放，穴頭和走穴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活躍起來的，實際上穴頭就是走穴的組織者，而這個走穴是舊時梨園戲班子跑碼頭時候的一個稱謂，當時並沒有任何貶義的意思，建國以後，我們的演藝人員被固定在演出團體，所以流動相對減少了，走穴這個詞兒慢慢也就讓人給淡忘了。可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後，一些聰明的文化人看到演出有利可圖，於是就組織一些明星大腕兒，他們帶演出隊、演出小組到全國各地去演出，實際上帶來的問題是什麼呢？帶來的問題就是說因爲是穴頭來組織的，所以他是粗製濫造，偷稅漏稅，矇騙羣衆，私演私分，就是這些問題，迅速在社會上形成一個高收入的階層，這樣的話就引起了關注，當時是在90年代初的時候，文化部曾經反覆研究，咱們可不可以把穴頭從地下請到地上，賦予合法的身份，加以規範，但當時的市場調整並不成熟，所以一直到了97年就是營業性演出條例的發佈，也是今天我們條例的前身，這個時候才明確了演出主體單位的，對演出的主體單位實行經營許可證制度，這樣的話演出經紀機構逐漸取代了穴頭，穴頭就從這個市場上淡出了。
白巖鬆：張司長，現在好像許可證卡得很強，最多的時候許可證有多少？
張興建：我是這個條例的第一起草人，當時面對演出市場的混亂局面，我們試圖利用各種各樣的許可證，來規範演出的經營主體，當時設計了七個許可證，包括演出場所的、演出經紀機構的、演出團體的，還有是個體演員的各種各樣的證，試圖來規範這種演出的經營主體。
孟曉駟：我插一句話，他這指的是97年，就是本條例的前身。
張興建：隨着這個演出市場逐漸地規範，特別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政府部門也逐漸地認識和準確政府的職能，現在就是這種審批權逐漸地下放，演出許可證現在變成一證制，就是演出經營許可證，變成一證制也是方便了羣衆，同時演出的審批權和管理權放到了我們的縣以上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門，這就使演出落到了實處，使演出管理也落到了實處。
白巖鬆：陳總，有了這個改變之後，能帶來的好處是什麼？無論是對你們還是對於演員，還是對於觀衆？
陳紀新：我覺得這個能夠有效地保護，就是有序地、平等地競爭，我覺得越來越進入這種狀態，剛纔說，其實我是做原來說穴頭，但是當時政府是對混亂的市場希望通過國營演出經濟機構這個主渠道來控制這些大型活動的安全操作，我覺得當時是必要的，因爲現在情況發生了。現在這種開放也是因爲這個市場逐步成熟，我覺得現在體現什麼？取消許可證就ABC，原來幾類都取消之後民營的進來，個體演員都可以辦演出的時候，對演出經營者來講就有巨大的壓力。
白巖鬆：陳總，今後競爭都更多了，從您的角度做這樣的公司的角度，您會做出怎樣的調整去面向這種競爭和市場？
陳紀新：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讓我們變得更專業，從開始我們受益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有一天一定要打破壟斷，一定要有競爭，其實我覺得權力最大被削弱的是張總，他原來國家獨此一家來做經營現在，他也很大程度市場化。
孟曉駟：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說，因爲我們的涉外演出權經歷了從獨家壟斷到系統壟斷，直到向全社會開放，而獨家經營的時候就在他那個地方，因此他失去的最多，但是他這個公司還在蓬勃發展之中，因此我覺得他還是大有潛力的。
白巖鬆：張總，你需要的調整是什麼？
張宇：我覺得第一，我倒沒有覺得這次的調整下來，我們有一個利益受損的概念，因爲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公司，過去得到了政府很多的支持，但是也得到了政府很強的管理。我覺得營業管理，剛纔我們講的都是如何去管理，去處理，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它是創造了一個更好的發展環境，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說80年代的時候，全北京就有兩家演出公司，就是中演和北演，但是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那個時候北京演出比今天更繁榮嗎？比今天更發展嗎？而且在那個時候，也許人家甚至不服氣，人家會覺得你是壟斷的，你就是做得好也不算數，在今天這個大競爭的環境下，你仍然做得很好，因爲不客氣地講，中演仍然是第一，這就證明了你的市場競爭裏的實力。
白巖鬆：部長，在這方面，從文化部門出來，許可證一下減少了很多，您期待帶來的變化是什麼？
孟曉駟：我們期待帶來的變化，因爲這裏邊實際上有一個政府歸位的問題，我想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什麼都管，包攬一切，大權全在手裏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應該樹立一個服務的形象，也就是有限的政府、法制的政府和服務的政府，因此我們從市場中儘可能退出來，讓演出主體活躍在市場上，我們期待着演出市場最終能夠給廣大羣衆提供更多、更好的物美價廉的文化服務。
白巖鬆：但是你看，我們也注意到了文化部門也不容易，過去其實手裏權力挺大，拿着許可證就是權力，但是這回退出去了，會不會不太適應，隔一段時間覺得這哪能這麼鬆，我還得再把這條手伸出去。
孟曉駟：我覺得還是挺適應的，因爲只有政府歸位了，市場才能到位，作爲我們文化部門自身來講，只有文化部歸位了，各省的文化部門才能到位，因此對於我們來講，剛纔您講到就是說這個旁落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權力的旁落落得恰到好處，落得正是地方。
白巖鬆：演出更好辦了，個體都可以做了，比如說明天我下崗了，我是否也可以去做演出？也當一把新時代的穴頭？
孟曉駟：從事涉外經營演出需要三個條件，第一是需要一定的資金，第二是需要從事兩年經營性演出的資質，第三是需要兩年之內沒有違反規定的記錄。
張興建：假如你做不了經紀人，你還可以做個體演員，假如你要是做個體演員的話只不過你要到區文化局，只不過要到區工商局登記，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門備案，您就可以演出了。就變得簡單多了。
白巖鬆：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寶豐縣委的王書記，您講述一下爲什麼寶丰跟文化演出連在一塊？
王書記：在各級領導的關心下，這幾年寶丰民間演出團體發展非常迅速，到目前爲止，演出團體已經發展到1200多家。從事民間演藝的農民已經達到五萬多人，據我們瞭解，這兩個數字已經佔到全國民間演藝人員的一半。
白巖鬆：你們都是演什麼？不會在自己家裏演吧？
王書記：他的演出內容主要是以魔術爲主，歌舞爲翼，武術雜技爲輔，多元化演出這樣一個格局，他演出的對象主要是面對全國的廣大農民兄弟。到目前爲止，除了臺灣沒有去過，全國其它省市都有我們民間演出藝人的足跡。
白巖鬆：這種文化產業是你縣裏的支柱產業了嗎？
王書記：對，我們從藝表演團體他們一年的收入現在已經達到2.86億，成爲我們縣六大支柱產業的一個，並且他們的收入已經佔到表演團體所在鄉鎮農民純收入的70%，這兩個數字一個是說明我們農民需要文化，而且我們表演團體它是在市場當中產生，又是在市場當中壯大，因此我們講這個演出條例的頒佈實施，我感到我們寶豐縣的表演團體，我們廣大農民是一個受益者。
孟曉駟：寶丰的經驗實際上我們對寶丰的關注是從舉報寶丰的演出劇團開始的，農村大篷演出不健康，當時我們和中宣部就在一起聯合組織一個調查組，他全縣48萬人口但是有1200個職業劇團，全國民間職業劇團有多少？6800個，6800個，他佔了將近五分之一，所以當時我們就覺得對於河南寶丰的這樣一種文化現象，就是易疏不易堵，於是去年我們就在寶丰舉辦了一個全國的民間職業劇團的團長學習班。
白巖鬆：像現場會一樣。
孟曉駟：現場會，培訓班，充分肯定民間職業劇團的意義，鼓勵了他們的信心，同時受到了他們非常熱烈的歡迎。剛纔你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怎麼能夠讓寶丰，讓全中國的廣大的農村可複製，我認爲其實這裏面也有一個觀念的問題，就是應該把送文化和種文化結合起來，打造一支不走的文化隊伍，這些年中宣部一直在提倡演戲下鄉，像我們的國家歌舞團，包括你們中央電視臺心連心藝術團都是在面向基層進行演出，但是你這個演出轟轟烈烈，你總有一天或者總有一個時間要走，怎麼辦呢？心連心藝術團走了，民間職業劇團還可以和基層手拉手，繼續把文化的種子種在農村，讓它在那兒生根、開花、結果，所以我覺得作爲我們政府部門，就是說比較提倡的，就是一方面要送文化，一方面要種文化，我覺得這個是解決廣大農民農村文化生活貧乏的重要的方面。
白巖鬆：這次條例中對外資也有了適度開放，這個戰略考慮是什麼？
孟曉駟：這次就是說應該說從這方面來考慮，不僅爲了增加允許一部分外資的進入，因爲這次整個的條例對外這方面實際上打破了兩個壁壘，一個是內外資金的壁壘，一個是涉外經營的壁壘，您剛纔提的個實際上是一個內外資金的壁壘，就是允許一部分外資進來，我想這個不僅僅是爲了增加我們演出市場的資本量，更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應該對於經營管理，還有市場運作這方面的內容也是很重要的，因爲這個正是我們的弱項，因此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提高我們的競爭力，所以我們更多地想到的，這個不僅是用這個資金，更重要的是學習一些長項來補足我們自己的不足。
白巖鬆：“走出去”是一個剛開始不久的事情，包括中國文化演出這樣的形式走出去，您的信心怎麼樣？
孟曉駟：我是有信心，但是更有緊迫感，當前的國際上流行這樣一種觀點，說是19世紀是以軍事征服世界的世紀，20世紀是以經濟發展的世紀，21世紀是以文化建立新時代的世紀，用文化建立新時代是需要有文化競爭力的，我們國家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但是資源的優勢並不等於市場的優勢，你有資源開發不出來等於零，你有資源被別人開發了，就是別人的優勢，因此只有把資源的優勢變成市場的優勢和產業的優勢，纔是真正的競爭的優勢。現在中國之門向世界打開了，歡迎各國的藝術團體、藝術表演光臨我們的國門，同時世界窗也向我們打開了，我們也可以欣賞到外面的風景，但是中國的文化企業不能只在內河航行，它必須要駛向遼闊的海洋。像我們的先祖鑑真赴海東渡，鄭和下西洋600週年，你要有遠航的能力，這需要我們睜眼看這個世界，研究和學習這個世界，能夠把涉外文化產業的筋骨打造得更加堅強，作爲和平的大使駛向世界。
白巖鬆：最後您描述一下您期待的文化演出市場的局面是什麼樣？ 孟曉駟：我非常喜歡宋代詞人陳亮的一個佳句，叫做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爛漫的春花值得讚美，但是隻有累累的果實才能夠證明春花的價值。我們最終追求的還是這種價值，我們期待着演出市場既有春花爛漫的過程，同時又能夠結出累累的果實，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這樣一個過程中，發揮文化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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