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炸燬前的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 
炸燬後的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
今敵人發於政治上的兇欲，有意毀滅南開大學，適足以證明被毀滅者不但在文化上有偉大貢獻，致惹起敵人的嫉恨，並且它所養成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和能力是給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敵人發生不容並立的感覺，致出於最殘酷的一種手段。———黃炎培
當我從書架上撿出10年前我編的《日軍毀略南開暴行錄》一書時，當我翻看日軍炸燬南開校園的一張張照片時，彷彿歷史又回到了68年前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的年代，彷彿當年那片毀滅校園的火海在心頭重新燃起。
那是1937年7月28日，日寇向天津發動全面進攻，南開大學成爲他們攻擊的重要目標。日本侵略者以猛烈炮火攻擊各教學樓和師生宿舍，並派出飛行第六大隊以“九二式50千瓦彈”輪番轟炸。正如日本史學家石島紀之文在其著《中國抗日戰爭史》中說，日機連續轟炸天津四個小時，“其轟炸的目標集中在南開大學”。後來，日軍承認“30日轟炸南開大學。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毀距天津城南方4公里的抗日據點南開大學”。(日本飛行第六十戰隊會編：《飛行第六十戰隊小史》，昭和55年10月)當時的中央通訊社等媒體7月29、30日連續從天津發出報道：
“日機對南開大學顯繫有計劃殘酷的破壞文化機關，秀山堂、芝琴樓全被毀，木齋圖書館亦有一部炸燬”；
“兩日來，日機在津投彈慘炸各處，而全城視線尤注視於八裏臺南開大學之煙火。緣日方因29日之轟炸，僅及二三處大樓，爲全部毀滅計，乃於30日下午3時許，日方派騎兵百餘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爲二大廈，均系該校之課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火煙之中，菸頭十餘處，紅黑相接，黑白相間，煙雲蔽天。翹首觀火者，皆嗟嘆不已”。
這場劫難使南開大學損失慘重，教學樓、圖書館、學生宿舍、工廠、實驗室等毀於一旦，所存教學儀器設備，破壞殆盡，插架琳琅之書庫，已告一空，成套珍貴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運日本本土。其中包括中文圖書10萬冊，西文圖書4.5萬冊。以戰前價值計算，損失約663萬元(法幣)，約佔當時全國高等學校全部損失的1／10。日軍在野蠻轟炸南開大學後，立即對校園進行了軍事佔領。日軍的第27師團搜索隊，第27師團病馬廠(包括病馬血清研究所)，第27師團通信隊及第二中隊(裝甲車編制)都曾長期駐紮南開大學，據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史料班長原剛提供筆者的《日中戰爭中日本軍隊佔領南開大學的有關記述》，當時日本搜索隊400人，隊長宮脅侃藏中佐。病馬廠60人，廠長杉尾石松少佐。通信隊200人，隊長朝井憲章少佐、中島平吉大尉。
爲什麼日軍要炸燬南開大學？就是因爲南開大學師生堅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所以日軍把愛國師生看作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們在轟炸南開大學之前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就毫不掩飾做了這種表示。著名記者愛波斯坦先生詳細地記載了記者招待會的情景。
下午，一片寂靜。外國記者又被請到日本人的新聞發佈會議室。“先生們，”那位在英國受過訓練的、衣冠楚楚的日軍上尉說：“今天，我們要轟炸南開大學。”然而一天前，他還談到他可能被殺呢。
“爲什麼？”外國記者異口同聲地問。“先生們，這是因爲暴亂的中國人在那裏保持着軍隊”，所謂“暴亂的中國人”，並非用詞不當。這是日本新聞發言人慣用的一個詞，用來指中國軍隊。
“不”，一位記者說，“今天早上我曾在那裏，並沒有看到任何軍隊”。
“但那裏的建築很堅固，非常適於防守，中國人將利用它們。”
“你怎麼知道？”記者冒失無禮地問。
“如果我是中國司令官，我會利用它們”，日本上尉滿不在乎地說。“先生們，南開大學是一個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們就要一律摧毀。”
“你這是什麼意思？”
“南開學生抗日擁共，他們老是給我們製造麻煩。”
“但是，上尉，現在校園內並沒有學生，目前正放暑假，空無一人。”
上尉真的發怒了。他說：“先生們，我是一個軍人。我告訴各位，今天我們要炸燬南開大學，因爲他是一個抗日基地，所有的中國大學都是抗日基地。”
“那麼，日本軍隊將要轟炸中國所有的大學？”
“請原諒我。”
這是歷史的見證。日本要炸燬南開是早有預謀的。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極大憤慨。中央通訊社1937年7月30日從南京報道：“天津南開大學經已故創辦人嚴範孫先生及現任校長張伯苓博士四十年來慘淡經營，至今計成立大學、男女中學、小學四部，學生合計達三千餘人。其大學、中學兩部竟於昨、今兩日被日軍仇視，以飛機、大炮炸燬，中外人士莫不震憤。本京教育學術界人士，除教育部王部長三十日晨曾親訪張氏，致深切之慰問外，該校留京各校友，亦均紛紛前往，向張氏表示對母校極關切之意。”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羅家倫、竺可楨、王星拱七人8月1日致電國際聯盟知識合作委員會，報告日軍侵略南開暴行，請轉達各國對日本進行制裁。原電略稱：
日本在華北之軍事侵略，現已在蹂躪北平附近，並淪天津爲廢墟，日軍除殘殺數千非武裝的市民外，並以炸彈、燃燒彈蓄意毀滅南開大、中學之圖書館、實驗室及宿舍之全部。南開爲張伯苓博士三十三年來，辛苦經營二學府。爲文化及人道計，鄙人等請求貴會，對於此種野蠻屠殺及肆意摧毀教育機關之行爲，公開加以譴責，並請轉達各國政府，對侵略者採有效制裁方法，庶公道復彰，而此項殘酷行爲，不致再現云云。
黃炎培在南開大學被炸第二天，即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吊南開大學》長文，嚴正指出：
我敢正告敵人，儘管你們的兇狠，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衆的愛國心理。我南開大學現在和未來的師生，只有因此而激進了他們的抗敵救國的情緒。
我更正告敵人，你們既然有計劃地毀滅文化機關，我願在人類文化歷史上，大書特書曰：日本帝國爲企圖滅亡中華民國，於某年某月某日用預定計劃，毀滅華北著名文化機關南開大學。這是“一二八”焚燬上海東方圖書館後，第二次毀滅文化機關的暴行的鐵證。
依我們所認識，文化的生命同它的價值，是超出政治之上的。今敵人發於政治上的兇欲，有意毀滅南開大學，適足以證明被毀滅者不但在文化上有偉大貢獻，致惹起敵人的嫉恨，並且它所養成的青年，他們的思想和能力是給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敵人發生不容並立的感覺，致出於最殘酷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意義之下，不唯我南開大學全部師生以及辛苦經營四十年的張伯苓校長，不應有絲毫悲喪，只有加倍奮激，並且是以大大安慰創辦人嚴範孫先生在天之靈。
8月2日，世界教育會議在東京召開。胡適致電世界教育聯合會會長孟祿博士，希望出席會議代表對日軍蓄意炸燬張伯苓以33年精力創辦擴展之南開大學與附中的野蠻行動，“予以判斷與指斥”。8月3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基爾帕特里克教授向記者發表談話：日本在華之行爲，實屬無恥而愚蠢。天津南開大學被毀，不足使該校歸於消滅，良以日軍炸彈殘酷手段之結果，適足使該有名之學府萬古不朽。日本軍人此種恐怖政策，不特不能使日本獲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獲得之土地，其結果仍將物歸原主，終爲中國所有也。再則日本以創造戰爭爲擴充貿易之見解，彼以炸彈轟炸南開大學學生，夫學生爲將來之統治階級，此其行爲實屬荒謬，而不合邏輯。總之，按照餘意，日本目前之行動，適足使中國抗日意志欲趨一致，日本不久必將對此次暴行表示惋惜，吾人拭目待之可也。
8月5日在上海的文化藝術界人士茅盾、郭沫若、馮雪峯、巴金、鄭振鐸、胡愈之、歐陽予倩、葉聖陶、胡風、夏衍、靳以、周揚、洪深、蕭乾、郁達夫等56人也致電張伯苓表示慰問。張元濟致函張伯苓謂：“暴日無道，辱我平津。貴校先遭殃及，先生四十年之經營毀於一旦，爲之悲憤。然敵人所可毀我者有形之南開，而無形之南開已涌現莊嚴，可立而待。讀報紙所載先生言論，又令人爲之興奮。我不信我中華民族終長此被人蹂踐也。聞貴校已在蜀省設有分校，信否？現在如何規劃復興，甚願知悉，順便祈賜一二。專此奉慰，伏維珍重。”1997年，筆者曾爲茅盾等56人致電張伯苓一事，致函蕭乾先生。當時已是87歲高齡的蕭乾老人住在北京醫院，他回信說“巴金、靳以與我三人最爲接近，因而有一致行動之默契，每見屬大義之舉，我們總統一行動。我們三人中，靳以是南開畢業的(當時還有曹禺及孫浩然)。我自己1935～1936年在天津《大公報》工作時，也常去南開。巴金對南開也有深厚感情。何況日軍如此滅絕人性之行動，怎不令人髮指。我們對南開的好感還有一層：全國大學都是教育部官(辦)或外國教會辦的，唯獨南開是民間辦的。張伯苓先生在教育史上應是一偉大人物。我與張彭春在英國還有一段交往———他隨王世傑訪英。也許正因爲南開是張伯老一個錢一個錢募捐來而成的，當時它的遭遇太令人憤恨”。
日本炸燬南開大學68年過去了，日寇想毀滅南開大學的妄想沒有實現，南開像鳳凰涅槃在戰爭廢墟中重新崛起，南開永遠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在南開土地上欠下的這筆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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