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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摩西』還是歷史罪人，沙龍面臨選擇
戰火下的童年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一度被稱為『屠夫』的鷹派人物，已成為巴以和平的最大賭注。
定居者死死拽著身後的欄杆，叫喊著『叛徒』、『納粹』，聲嘶力竭；被斥責的以色列軍警則努力將他們的手掰開，拉拽著將定居者拖走……回望身後的家園，許多軍警和定居者最後都抱頭痛哭。
看著電視中的直播畫面，77歲的沙龍淚流滿面。
歷史就是這樣弄人：1974年，約旦河西岸，剛脫下軍裝的『鐵血將軍』沙龍和這些定居者一樣，也曾以自己『血肉之軀』擋在推土機面前，阻止拉賓政府拆除非法定居點的行動。最終，沙龍也在汗水和淚水中被軍警拖走。
從一個捍衛定居點的最強硬的鷹派領袖，到現在下令放棄加沙的以色列最高決策者，沙龍的轉變不可謂不大，其下的賭注也不可謂不重。他會成為將猶太人帶向和平的當代『摩西』，還是如定居者所言的『歷史罪人』？
歷史最終會給出答案。但不管成敗與否，沙龍都已作為以色列最具爭議性的領袖載入史冊。他推土機式的倔強個性，他大轉彎的政治膽量，都不由得讓人刮目相看。
加沙已成『雞肋』
加沙，360平方公裡的狹長地帶，曾出現人類最早的用火遺址，《聖經》22次提到此地。
到過加沙的人，可能不用問就很清楚：為什麼巴以衝突會如此激烈，為什麼仇恨總是根深蒂固——巴勒斯坦人就曾對我說：『加沙，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
『監獄』中圈禁著130萬巴勒斯坦人。西是地中海，東、南、北三側是以色列修建的高牆、鐵絲網、炮樓，加沙被團團圍住，巴人插翅難飛。
事實上，40歲以下的絕大多數的加沙人，平生都從未走出過這塊地方。
『監獄』中擔任『獄警』的，是以色列猶太定居者和軍隊。定居者佔據了加沙水資源最豐富、土地最肥沃的三分之一土地。定居點這邊，鮮花盛開，設施俱全；定居點那邊，骯髒不堪，青年大半無所事事。
如此強烈的視覺對比，激化了源自心底的民族仇恨，畢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豈能馴服？哈馬斯等激進組織在加沙崛起也就成必然。
在解釋以色列為何要撤離加沙時，沙龍就回答：『我們不能永遠控制加沙，那裡有超過100萬名巴勒斯坦人，每過一代人口將增加一倍。他們住在擁擠不堪的難民營裡，感到貧困與絕望，他們在仇恨情緒高漲的溫床上，覺得地平線上沒有任何希望。』
作為以色列最具傳奇色彩的將軍和領袖，沙龍最終領導了加沙撤離，可能正暗合了中國人的俗語——『解鈴還需系鈴人』，但這卻更讓人感嘆歷史的無情和弄人。
加沙的猶太定居點，有很多當年就是在沙龍的鼓動下建立的。為推進定居點建設，沙龍本人置辦的農場，也設立在距加沙不遠的內蓋夫沙漠。
自古『屯兵』，主要為國境安全，定居點也不例外。
在加沙，定居點把守了加沙地帶三分之一長的海岸線，其楔入的部分，如觸角般將巴重鎮罕尤尼斯和拉法團團包圍。每次加沙局勢動蕩，以色列能在幾十分鍾內，將狹長的加沙地帶切成南、北、中三段進行掃蕩。
另外，總面積只有北京、天津大小的以色列戰略空間極其狹小。以軍方就曾開玩笑：飛機一起飛，就必須拐彎，不然就侵犯別國領空。
約旦河西岸定居點戰略位置就顯得更重要，一旦阿拉伯國家從東方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定居點將能遲滯阿拉伯兵團的進攻速度，為以色列戰略總動員贏得寶貴的戰略時間。
但當以色列取得對阿拉伯國家的絕對軍事優勢後，『屯兵』早已失去往日的戰略重要性，相反，與巴勒斯坦城鎮犬牙交錯的定居點，更成為以色列的安全負擔。
比如，在加沙，21個定居點，8000餘人，卻需要至少1萬名以色列士兵保衛。有些深入巴勒斯坦人中間的定居點，甚至就是1個定居者生活，10個以色列士兵保衛。
被佔38年的加沙，現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雞肋』。
『大以色列』夢破
伴隨『屯兵』政策的，則是一個『大以色列夢』。
有膽量深入阿拉伯人腹地『屯兵』的猶太人，大多是極右翼分子，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在他們看來，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一樣，都是上帝賜給猶太人的『應許之地』，絕不能讓外族佔領。
對於撤離加沙，他們就指責沙龍是在『與上帝對抗』。一些極右翼分子已據此對沙龍發出『追殺令』。以色列總統卡察夫也警告：要小心拉賓的悲劇在沙龍身上重演。
在加沙抗爭的定居者，很多是約旦河西岸出生的『定居者第二代』(或被稱作『高地青年』)?宗教觀點更加保守、偏激。這種意識形態和信念的紛爭，也形成了以色列社會『我們』(贊成撤離者)和『他們』(反對撤離者)的矛盾。
在地緣政治學家約西·卡茨看來，『他們』行事更意識形態化，『他們』認為加沙撤離只是第一步，沙龍還會繼續讓步，但放棄定居點，違背《聖經》，如同世界末日。
中東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強烈的宗教情結可以說是一個主要原因。猶太人如此，巴勒斯坦人也難例外。
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園，也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及其祖先曾經活動過的地方，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據稱就埋葬在這裡。
除了地處偏遠的加沙，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情結更嚴重，牽動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情緒，一個具體的讓步，可能甚至都不是一個巴勒斯坦民族就能做出的。
加沙撤離，猶太人淚水漣漣。這可以理解——他們畢竟在這塊被佔領土生活了38年，故土難離，但對許多宗教強硬人士來說，還有一個『大以色列』夢的破滅——他們幾十年為這個理想所作的苦行僧般的奉獻都已付諸東流。
但沙龍從來不相信眼淚。當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他負責撤離西奈半島定居點，面臨定居者更激烈的反抗時，沙龍調來直昇機將定居者強行帶走，然後將定居點一一爆炸摧毀。
為安撫這些極端分子，沙龍也承認，強硬派保留《聖經》中提到的所有以色列土地的夢想已經破滅。
『我們曾經有一個夢想，我們沒能完整地實現這個夢想，但是我們成功地使這個夢想的一個重要部分成為了現實。』他說，擺脫加沙，是保護以色列和保留約旦河西岸定居點唯一辦法。
相對於加沙，西岸對猶太人意義更重大，這既出於歷史宗教聯系，猶太教多個聖地都在這裡；更在於現實狀況：在西岸，猶太定居點約140個，定居者20萬人，佔領的是西岸最富庶和戰略之地。
對沙龍來說，放棄不是『必得之地』的加沙，抓大棄小，丟車保帥，更符合以色列國的最高利益。
為什麼是沙龍？
政壇雲詭波譎，立場與時俱進。殺伐決斷的悍將成為媾和的推動者，在以色列也屢見不鮮。
阿以和平的第一扇大門是以色列右翼先驅貝京開啟的，就是他，同埃及總統薩達特達成了歷史性的戴維營協議。拉賓更是『贖罪日戰爭』中的功臣，但他一旦決定媾和時，就毫不猶豫啟動了『勇敢者和平』。
但沙龍不同。自1967年以色列佔領西岸和加沙地帶一來，他就一直竭力推動定居點建設。以色列《國土報》一篇文章說，在過去幾十年中，沙龍一直是以無畏勇士著稱，他一直是定居者運動的精神支柱。
以色列評論家本·西蒙說，右翼仇視拉賓，罵他是國家的叛徒，總還有點覺得拉賓是左派，跟他們不是一類；『問題現在是沙龍就是他們中的一員，這個人為新定居點設置藍圖，對右翼來說，沙龍就是他們的家長，現在背叛來自家裡。』
現實就是這樣的無情，當年最反對奧斯陸協議的鷹派領袖，現在似乎搖身一變成了口銜橄欖枝的和平鴿，而且比他的任何一個前任走得更遠——即使是最溫和的拉賓、佩雷斯政府，當年都不敢這麼大規模地拆除定居點。
美聯社說，沙龍如何完成從定居點的建設者到定居點的摧毀者的轉變，實在是一個謎。
但仔細觀察沙龍的言行，橄欖枝背後，可能還是他對巴勒斯坦人的極度不信任。沙龍最近就說：『我母親曾對我說「千萬別相信他們」。』
在沙龍看來，撤離加沙，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遠遠要比和巴勒斯坦談判更有實效。
必須注意到，撤離加沙計劃，被以色列官方稱之為『單邊計劃』。所謂『單邊』，就是以色列單方面行動，規則由以色列制定，實施程度也是由以色列掌握。
撤離加沙是當年工黨主席米茨納的政綱，但最終由利庫德主席沙龍來落實，可能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沙龍13歲即為國走上沙場，南征北戰，戰功赫赫，『贖罪日戰爭』中更是力挽狂瀾，是當今最無可爭議的國家英雄；另外，他政治手腕嫻熟，行事強硬又不失圓滑，他『老狐狸』的綽號就足以說明一切。
如果不回避事實的話，『和平總理』拉賓和巴拉克都曾是以色列軍隊的統帥，但在政界實力相對薄弱；兩度出任總理的佩雷斯，是以色列乃至當今世界最資深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可與沙龍匹敵的政壇元老，但卻沒有從軍經歷；少壯派內塔尼亞胡既缺乏戰功，執政期間也顯得缺乏經驗。
只有沙龍，作為『奧斯陸協議』簽訂以來最強勢的總理，能在內懮外患中殺出重圍，進行撤離加沙這一當代以色列最大一次單方面的讓步行動。
沙龍的最大作風就是『打了再講』，他拙於言辭卻崇尚實際，也總是能在實際中贏得最大好處。以色列記者烏齊·本傑明就這樣評價沙龍：『遇到紅燈他也不會停下來，他沒有什麼道德或思想禁忌。』
和平最大的賭注
17日，在得知一名抗議的士兵被猶太極端分子刺傷後，沙龍立刻發表講話：『如果你們要傷害任何人，那就衝我來。』
對已77歲高齡的沙龍來說，單邊行動計劃，是他一生的最大遺產，甚至超過他當年為保衛以色列進行的戰場廝殺。因為戰場決定的是只是一時形勢，政治決策則將給猶太民族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間和利益。
歷史留給沙龍的時間不多了。從身體上講，他大腹便便，身體狀況一直不佳。感冒就多次讓他臥床在家以至於更改國事安排，去年又被查出腎結石進醫院開刀。和他同一輩的阿拉法特已經作古，沙龍不得不考慮自然規律。
可以說，現在撤離加沙乃至後續的4個約旦河西岸定居點，其最大的障礙，不大可能是定居者的反抗，而是沙龍的病情。如果他身體不出意外的話，加沙撤離基本已成定局。
為了這個遺產，沙龍一年多來也幾乎是不惜一切代價推進。定居者指責他『投降』『叛國』，沙龍回應說，作為一個為以色列浴血奮戰的老兵，『這裡沒有一個人對祖國的感情，會比我的更深……』
面對黨內的分歧、定居者的辱罵、多位閣員的拂袖而去，沙龍被迫一再改組政府，幾次瀕臨倒臺境地。但他依然拒絕放棄。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賭博，他輸不起，也絕不允許自己輸。
不能說沙龍沒有一點和平的誠意，但這個在阿拉伯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將軍也很難說是一個真正口銜橄欖枝的『和平使者』。
在單邊計劃醞釀過程中，哈馬斯成為沙龍撤離加沙的『祭旗』對象。去年先殺亞辛，再殺蘭提西，震動中東，顯示了沙龍的『屠夫』本色。沙龍大開殺戒，就是警告哈馬斯：撤離絕不是示弱。
可以說，目前是巴以局勢最敏感的時期，如果巴武裝對以色列發動攻擊，沙龍將面對內部更大的壓力，他勢必對巴采取更大規模的『以血還血』的報復。
沙龍就警告說：『現在，世人正等待巴勒斯坦人做出回應——伸手迎接和平或引燃恐怖之火。如果他們伸出和平之手，我們將以橄欖枝回應，如果他們引燃恐怖之火，我們將以最強硬的手段撲滅恐怖之火。』
橄欖枝的背後，是沙龍的極端強硬，可以聞到嗆人的血腥味。
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的安全顧問賈布裡勒·拉朱卜說：『這是個考驗。我們需要讓全世界相信，我們是應該建立一個國家的，這個國家會成為該地區的穩定因素。如果我們失敗了，歷史是不會原諒巴勒斯坦人的。』
撤離加沙，使巴勒斯坦人終於等到了1967年屈辱失敗後『最興奮的日子』。如果以色列的佔領只限於加沙，那麼沙龍的撤離命令足以讓他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西岸和耶路撒冷纔是中東問題的根本。巴勒斯坦人口號中的『今天是加沙，明天是西岸，後天是耶路撒冷』會實現嗎？
阿巴斯就曾指出，以色列撤離加沙不是和平的姿態，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其在西岸擴大定居點的注意，巴勒斯坦人對此不抱幻想。
如果撤離加沙確實是沙龍橄欖枝的起點，同時也是終點，那巴以衝突注定還將繼續下去，和平、『痛苦讓步』只能是一種假象。
即使沙龍為以色列謀取了最大利益：以隔離牆為界，將西岸定居點圈到以色列一側，巴勒斯坦被迫接受現實。但屈辱的和平絕不可能是長久的和平，哈馬斯等武裝也不可能甘心放下屠刀。一有風吹草動，暴力將卷土重來。
撤離加沙，使『定居點無可侵犯』的神話破滅了。奧斯陸協議的以方『設計師』貝林就說：『假如我們可以兩天內撤離加沙，那麼(撤離)西岸就是可能的。』
但如此一來，沙龍也勢必面臨更強大的國內壓力，他必須做出更勇敢的政治抉擇，必須撤出至少相當一部分的西岸定居點，實現他向真正『和平締造者』的跨越。
沙龍艱難地走出了和平的第一步，他將以色列帶到了一個新的和平門檻前面，這或許是以色列近代史上最具意義的一個門檻。
歷史正等待著沙龍的下一步。在某種程度上，這個一度被稱為『屠夫』的鷹派人物，已成為巴以和平的最大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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