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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蔡縣艾滋病檢測站，許多病人在這個鐵窗前不得不接受殘酷的事實
醫院是否應該對手術病人進行HIV強制檢測？就這個問題舉行的一場模擬『聽證會』出現了嚴重『一邊倒』的形勢。但問題並不是想象中那樣簡單。
大龍的遭遇
大龍，膀粗腰圓，看上去很健壯，但他是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毒目前在大龍的身體裡還只是潛在的威脅，他現在的生活與正常人沒有兩樣，大龍的生意做得不錯，電話裡的商務談判都是以美元計算的。但是，大龍不得不關心有關艾滋病的政策，他必須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要去醫院做手術，是不是會像逝去不久的朋友一樣悲慘。
提起朋友，大龍的聲音有些顫抖。今年年初，大龍帶一位朋友去醫院看病，朋友受了骨傷，需要做簡單的牽引治療。就在住院治療的過程中，朋友突然暈了過去，醫生緊急檢查後告訴大龍，病人的白血球很低。
從那以後，醫生不再來治療和護理病人，並告誡大龍不要靠在病人的床上睡覺，醫生、護士和同病房的病友見了大龍也像躲避瘟疫一般。
一周以後，這家醫院要求大龍的朋友轉院。一個星期過去了，朋友的病情在第二家醫院裡開始惡化，第二家醫院把HIV陽性的檢驗報告交給大龍。大龍把奄奄一息的朋友轉送到北京市傳染病專科醫院——地壇醫院，一周後，朋友因艾滋病去世。
現在，大龍一點也不懷疑，第一家醫院早就知道他的朋友是艾滋病患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醫院拒絕治療他的朋友。『轉院後我去第一家醫院歸還我朋友使用過的醫院臥具，當時很奇怪，醫院沒有像平常一樣回收臥具消毒，而是當著我的面把它們扔進了垃圾袋。』大龍回想起來很痛心，因為第一家醫院延誤治療時機，讓他的朋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離開了人世。大龍很擔心，自己的未來也是這樣。
『醫院是否可以對手術病人強制進行HIV檢測？』——大龍的遭遇證明，這個問題已經不只是艾滋病政策的理論問題。7月24日上午，在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期艾滋病與媒體報道研討班』的課堂上，一場模擬聽證會正在進行中，聽證會的聽政問題就是『醫院是否可以對手術病人強制進行HIV檢測』。
『聽證會』主持人，清華大學當代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告訴記者，他挑選這個問題，並沒有特殊的原因，中國HIV政策制定過程中仍有頗多問題存有爭議，他的手上至少有幾十個，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目的是讓學員們能夠直接地體會艾滋病政策中問題的復雜性。
受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的資助，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舉辦了這個特殊的培訓班，它的特殊之處在於讓媒體記者和HIV感染者一起接受培訓，在溝通探討中學習如何報道艾滋病新聞。記者學員大多是活躍於艾滋病報道的一線記者，來自新華社、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新民周刊、瞭望東方周刊等國內媒體和一些境外媒體。
一邊倒的特殊聽證會
主持人：你們知道自己是HIV感染者，為什麼不同意醫院強制檢測(HIV)？
『感染者代表』：我擔心醫院拒絕我們在綜合醫院裡做手術。
主持人：你認為強制檢測HIV可以保護別的病人不被感染，除了這個原因，你還有別的想法嗎？
『普通醫院的醫生代表』：我也希望保護醫護人員的安全。
一個上午的『聽政會』幾乎是一次觀念風暴，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媒體記者和HIV感染者一起接受了一次參與社會利益博弈的訓練。
20多名記者被分為7個小組，分別扮演7種利益代表，每組中有1名感染者加入。7組分別代表的是：普通的需要手術的病人、普通醫院的醫生、普通醫院院長、法學家、倫理學家、艾滋病專家和HIV感染者。
半個多小時後，各組陳述自己觀點的時間結束。一些學員開始交頭接耳，因為大家發現，7組的主張在『聽證會』上嚴重地『一邊倒』，除了扮演感染者代表的小組反對醫院對手術病人進行強制HIV檢測以外，其餘的6組都表示贊成。
『HIV感染者代表』在陳述中列舉了7條反對強制檢測的理由：1、強制檢測的目的是醫院醫生出於職業保護的需要做的，不是從保護HIV感染者基本權利的目的出發，而是剝奪我們權利的第一步。2、一旦強制檢測測出HIV陽性，我們面臨的只能是萬劫不復。3、作為HIV感染者，我們接受手術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危害。4、即使在手術過程中，大夫不慎割破自己的皮膚，感染率也只是1／300，而且在48小時內打一針MVP，感染率為零。5、作為一名HIV感染者，我們來這裡做手術是為了治療其他疾病，而不是治療艾滋病的，你們作為綜合醫院，沒理由拒絕。6、醫生職業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醫生沒有理由拒絕接治病人。7、恐懼、歧視是當前阻礙艾滋病防治工作最大的障礙。醫生的行為在這個問題上起著至關重要的表率作用。醫生、醫院應當以實際行動，帶頭反恐懼，反歧視。
李楯教授事後告訴記者，這樣一邊倒的情況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最起碼，他沒有想到『法學專家』也贊成強制檢測，因為法學界的普遍認識是應該尊重人權，采取任何強制措施都應該列舉出充分的理由。
聽證會上並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每個利益代表都應該有公平的陳述時間和權利，哪怕只有一組人反對也應該讓他們充分地表達他們的主張。
逼近真實
進入問答階段，『聽證會』的『主持人』李楯首先提問『勢單力薄』的『HIV感染者代表』。
『醫生是專業人員，如果醫生不知道你是HIV感染者，可能會影響他給你制定合適的治療方案，你們能否把HIV檢測作為一種常規的身體檢查呢？』李楯教授拋出問題。孟林拿起話筒態度堅決：『我有權利拒絕知道自己的身體情況。』
孟林是HIV感染者，他的發言讓在場的記者意識到，善意的設想與真實的利益可能是背離的。孟林一再強調，探討一個政策是否合理，必須要在社會現實環境下考慮，目前國內的規定是，只要醫院檢測到HIV感染者，必須轉送傳染病醫院，但很多治療在傳染病醫院是無法完成的。如果被醫院檢測出是HIV感染者，病人可能得不到好的治療，孟林認為，強制檢測對於感染者意味著治療水平的下降。
孟林的講話得到了其他感染者的聲援，各組的感染者紛紛『倒戈』，大龍本來是屬於扮演普通醫生的小組的，他們的意見應該是支持強制檢測，但他站起來表示支持孟林的意見，場面一度有些混亂。
李楯接著提問『普通醫院的醫護人員代表』，盡管是模擬的醫生，但李楯的問題還是很專業。
『哪些情況可能造成醫院內兩個病人之間感染？』
『操作中醫護人員沒有按照規定嚴格消毒。』由北京某報社的記者扮演的『醫生』回答。
『你們醫院曾經發生過艾滋病感染事故嗎？』李楯問。
『沒有，因為我們把所有病人都視同可能的艾滋病感染者。』
李楯幾次追問後，『普通醫院醫生』贊成強制檢測的理由快要站不住腳。既然只有在醫護人員操作失誤的事故中纔可能造成病人之間的感染，那麼，完全可以通過規范醫療操作的方式避免病人間的感染，所以，強制檢測並不是必需的。
『普通醫生』還強調強制檢測可以減少醫護人員職業感染的風險。這時，又一個人『倒戈』。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的護士王克榮本來應該扮演『醫院院長』贊成強制檢測，她也違反『聽證會』的規則和『普通醫生』爭論起來。『作為一個在第一線工作的護士，我認為醫務工作者的責任就是救助病人，他們的職業要求他們應該承擔一定的風險。』王克榮幾乎天天與感染者在一起，有時候還要同吃同住。
接下來，李楯繼續對『普通醫院院長』贊成強制檢測的另一個理由進行提問。『普通醫院院長』認為，如果病人在術後發現感染HIV，手術前的檢測，有利於分辨出醫療糾紛中的責任。
李楯問：『我們都知道感染HIV後有一個窗口期，在窗口期裡，HIV感染者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的。假設手術前檢測結果是陰性，手術後變成陽性，病人感染HIV的責任一定是你們醫生的嗎？』
『院長』被問住了，艾滋病的窗口期一直是HIV檢測中的難題，陰性的結果可能表明病人沒有感染HIV病毒，但也有可能是感染後沒有被檢測出來。
李楯告訴記者，聽證會要解決的是，一個政策，首先是『可不可以這樣做』，其次是『能不能做到』。政策制定中不重視可行性的探討，已經是一個老問題。
『真的沒有想到，一項艾滋病政策，會牽涉到這麼多的利益群體，如果沒有基本的專業知識，如果不是聽到各方的發言，我們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法規。』一位參加培訓的上海記者在模擬聽證會結束後說。
李楯打了個比方，如果外面有恐怖分子，是限制所有人的行動自由，還是讓大家穿上防彈衣？艾滋病的政策也是一樣的道理。『在良好的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解決難題。』
李楯相信，模擬聽證會能夠讓記者們多一些質疑的精神，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要報道一場艾滋病政策的聽證會，他們會更多地考慮問題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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