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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8月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右)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左)在對話前握手。當日，首次中美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和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率團參加此次對話。
8月1日，中美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這是中美建交以來雙方首次舉行此類高層對話。而在此之前，中國已與多個國家建立了戰略對話機制。戰略對話已逐漸成為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互動的新模式，也日漸成為中國外交新的看點。
2004年11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胡錦濤主席與美國總統布什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會晤。胡主席對發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提出幾點建議，其中包括『加強兩國戰略對話』。今年3月，在美國國務卿賴斯訪華期間，雙方確定將定期舉行戰略對話。
8月1日首次舉行中美戰略對話的雙方，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和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對話內容涉及臺海、軍事、能源安全、恐怖主義、經貿、民主、人權等議題。會談進展順利，雙方均對此次對話給予高度評價。中國外交部發布的公告稱，中美舉行對話是有益的、建設性的，增進了相互理解。佐利克在8月2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美方認為，美中兩國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應加強合作，減少分歧，希望兩國在國際事務中保持良好的合作，實現互利雙贏。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開始以來，在新保守主義勢力推動下，美國內主張加強對中國防范的聲音有所增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政府總體上認為中國發展具有不確定性，但仍堅持對華接觸政策。在這一背景下，首次中美戰略對話的舉行，不僅標志著中美間對話與合作達到了一個新水平，更重要的是通過對話增進互信，加深了解，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向著積極的方向發展。
中國對話主要大國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與世界各主要大國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戰略關系或全面伙伴關系，雙邊戰略對話逐步展開。在這些對話中，有的屬於最高層對話，雖未必冠以『戰略』二字，但實際內容已屬戰略對話范疇。如中俄自1996年確立元首會晤機制以來，兩國已建立起密切的高層交往機制，包括元首年度互訪、議會領導人年度互訪、總理定期會晤等。這些高層交往機制是促進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保障。2005年2月，中俄啟動了國家安全磋商機制，開闢了高層戰略對話的新渠道。
1997年，中法兩國建立戰略對話關系。2001年，兩國元首決定建立軍事和戰略小組，把兩國在戰略和安全防務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2004年1月，胡錦濤主席與希拉克總統在巴黎簽署《中法聯合聲明》，提出把參與維和行動、推動軍控和防擴散、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納入中法戰略對話之中。兩國同意深化戰略對話，研究采取共同行動。
今年以來，中國與印度、日本、美國之間舉行的戰略對話與上述對話有所不同。新的戰略對話主要目的是增信釋疑，明晰政策目標，通過對雙方最關切的雙邊和超越雙邊的戰略性問題進行坦誠交流，以減少誤判，為雙方解決分歧和困難奠定基礎，確保雙邊關系長期平穩發展。
今年1月24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與印度外交秘書薩蘭在印度舉行了中印兩國首次戰略對話。雙方討論了影響目前國際環境的地區和全球問題，包括國際恐怖主義、防擴散、能源安全、聯合國改革、朝核問題和伊拉克局勢進展等。在會談中，雙方通報了各自的外交政策，並就中印關系交換了意見。對話雖未涉及兩國間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但表明了雙方加強雙邊關系、謀求更多合作的意願。
今年5月和6月，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先後在北京和東京舉行了兩輪戰略對話。據日本主流媒體報道，兩次對話內容涉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日本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遺棄在中國境內的化學武器問題、東海石油天然氣開發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等。雙方確認，要加快處理日本軍隊遺留的化學武器，研擬旨在改善雙邊關系的『中日共同作業計劃』，設立促進學術、文化、教育交流的友好基金。
大國互動新模式
通常，戰略對話可以發揮兩方面作用，一是鞏固現有雙邊關系，進一步促進戰略合作，如中法、中俄之間的戰略對話，就是在雙邊關系已經比較穩定牢固的基礎上，通過對話擴展兩國關系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是推動雙方理性客觀對待兩國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以避免誤判和引發戰略衝突，如中日、中美之間的戰略對話。中日兩國目前處於邦交正常化以來政治關系最困難時期，中日戰略對話機制的建立，有助於雙方逐步增進了解，擴大共識，推動中日關系的改善和發展。此外，戰略對話也具有為更高層的雙邊對話創造良好氛圍的功能。例如，中印戰略對話發生在溫家寶總理今年4月訪印之前。中美戰略對話則兼有為中美兩國首腦下半年會晤做准備的任務。
在中印、中日、中美之間舉行的戰略對話中，各方都認為這種對話積極有益，同意繼續保持。因此，上述戰略對話有望向機制化方向發展。
與以往的大國互動模式相比，新的戰略對話機制呈現如下特點：一是不針對第三方。與美歐、美日之間的戰略對話不同，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戰略對話，其議題雖然可能超出雙邊范疇，但落腳點是穩定和改善雙邊關系，而不是為針對其他國家去尋求組建或加強聯盟關系；二是議題廣泛。與一般就具體議題進行事務級對話和磋商不同，戰略對話所討論的議題，只要是雙方所關切的，可以無所不包，無所不談；三是以增信釋疑、加深了解、推動合作為主要目的。通過對話確定雙方的利益共同點，明晰分歧，以待雙方政府逐步解決。而對話本身並不肩負直接解決分歧的使命。
以中美關系為例，中美建交30多年來，雙方已搭建了包括商貿聯合委員會、軍事磋商、人權對話、反恐合作、防擴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機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在內的幾十種交流平臺和交流機制。戰略對話並非要取代或整合上述具體的對話機制，而是這些平臺和機制的延伸與深化，從更廣泛的角度闡明各自立場，進行充分的戰略評估，以從整體上更好地協調兩國關系。
目前，中國與主要國家的戰略對話仍處於初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講，對話的形式大於內容。從長遠看，這種戰略對話形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通過對話，雙方定期坦率地對各自關切的現實與長遠問題交換意見，闡明各自立場，探尋解決辦法，這無疑有助於穩定和推動雙邊關系的發展。戰略對話作為中國與主要大國良性互動的新模式，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和平、發展、合作的理念，有望成為發展當代國際關系新的潮流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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