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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民族”是國民黨人在“七七”以前提出來的一個口號，所以國民黨官方和國民黨人做復興民族的宣傳和闡釋是不成問題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寫的《〈中國之命運〉要旨》中說：“應知中國之前途光明與黑暗實相因而俱在，自剝復之至理與革命之史實以言，中國之復興，乃爲命定之事勢。”這是說，中國前途光明與黑暗同時存在，但復興又是必然的。張治中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一位國民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說：“現在我們國際地位上的自由平等雖然已經取得了，可是實際上的自由平等還有很遠的途程，怎樣充實我們的國力，怎樣把我們的祖國造成一個近代化的國家，這是關係中國命運的一個極大的課題……自今而後，絕不是一個平時，更不是一個太平盛世，自今而後，(是)更久遠更廣大的神聖無比的戰鬥時期。過去五十年來的革命奮鬥，已經把一個‘次殖民地’中國，變成一個歷史的名詞，我們確信再有五十年的建設奮鬥，定會再造一個世界上的奇蹟——一個完全近代化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出現。”
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抗戰這個時機，變舊中國爲新中國，或爲徹底轉變準備條件，這是共產黨對“建國”的解釋。因此共產黨人強調的是“改造”。抗日戰爭是革命戰爭，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爲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爲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爲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這種改造就是把舊中國改造成爲新中國，就是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在以後，但爲它的建立打下了基礎，這是中國將要復興的主要之點。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從舊到新、由衰敗到復興的轉變時期，這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的共識。但這裏有兩點需要說明：(一)雖然復興是中國人的共識，但是，所謂“復興”的具體所指是什麼，復興的途徑是什麼，復興所要達到的境地是什麼，則人們的主張不盡相同，甚至根本不同。(二)當時人們共同追求的美好願望——中國復興，是否達到了呢?從短期看沒有達到，如果說達到，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從較長的歷史過程來看，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復興的關鍵，是中國近代史上轉變的一個關鍵。這個中國復興的論斷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
與近代中國進入衰落期同時，復興的機運也在醞釀着、生長着。抗戰時期是中國復興的一步，復興大業在中國有深厚的底蘊。歷史經驗可以告訴我們，中國的復興是歷史的必然。
抗戰時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政治力量消長的關鍵時期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兩大主要政治勢力。國共兩黨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決戰，即中國命運的最後決定時刻，是在1946年至1949年；但國共兩黨力量的消長，共產黨一方打下了決定性勝利的基礎，國民黨一方造成了在大陸徹底崩潰的結局，則是在抗戰期間。
在抗戰前期，國民黨政府積極抗戰，對抗日民主運動的壓制有所放鬆，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決定召集國民參政會。當然這些無損於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但畢竟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因此獲得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國一致的擁護。這一時期蔣介石本人和以他爲主導的國民黨的政治聲望達到最高點，南京國民政府自它成立以後這時是最受人民擁護的時期。而在中期以後這種威望則降落了。皖南事變以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抗日民主運動的鎮壓，國共關係大大惡化，抗戰前途蒙上了濃厚的陰影。這就使人民對國民黨大失所望。
1941年以後，國統區經濟和國民政府的財政陷入困境。1943年以後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而官僚資本的壟斷大大加強，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大受遏止，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有權勢的人發國難財的勢頭卻有增無減。“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了民主運動的共同要求。從各黨各派聲明誠心誠意擁護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提出併成爲普遍的要求，這是抗戰時期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它標誌了國民黨政治上的衰落。國民黨統治在中國內地的崩潰是在1949年，而這種崩潰的起點是在抗戰中期。
在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力量有了極大發展，打下了建立全國政權的基礎。當時中國共產黨有一個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哪個政黨能夠積極有效地領導抗日，哪個黨就會得到民衆的擁護。共產黨只有投身到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去，自己本身和革命力量才能得到發展。任何避開或偏離國家中心任務去謀求發展的意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樣一個堅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圓滿實現，因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到抗戰結束時，國共兩黨掌握的軍事力量，在絕對數量上，解放軍不如國民黨軍多，並且相差很大；但相對來說，同抗戰以前相比，兩軍的差距是大大縮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共產黨大大上升，國民黨大大下降。
抗戰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由於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犧牲，理所當然的是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勢力的四個主要國家之一，成爲成立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和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參與了國際事務，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一直是一個被壓迫的、被支配的、邊緣化的消極角色。中國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大多是賠償損失、割讓土地或出讓國家權益。這種狀況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有了改變。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蘇中四國爲首發表了《聯合國宣言》，隨後成立了中國戰區，中國戰場正式成爲世界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1943年1月11日美英兩國宣佈廢除與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他各國隨後也廢除了這樣的條約。1943年10月美英蘇中發表了《普遍安全宣言》。同年11月中國參加了開羅會議，與美英共同發表了《開羅宣言》。1945年4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中國政府作爲發起國之一參加了大會，在會上被確定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在一系列國際活動中得到肯定。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目的是調解英國和印度的分歧，加強對日作戰的力量，維護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團結。調解雖然沒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中國的軟弱和國民政府的腐敗，中國的大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虛名，仍然受着美蘇英的支配和制約，雅爾塔會議通過的損害中國主權的決定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但是中國以積極的形象和大國的地位參與國際重大活動和某些重大決策，明顯地表現了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大提高。
由於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積極作用和貢獻，由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政府和人民參與國際政治，承擔國際義務的意識、信心和責任感大大增強了。這是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重要表現。
我們在前面說過，作爲重大歷史事件的抗日戰爭，可以從多個方面、多個角度去闡述總結。抗日戰爭是一場戰爭，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是一種特殊的政治鬥爭方式。因此，過去對這場戰爭的總結主要是從政治方面着眼，特別是日本右翼分子在半個多世紀以後仍然否認日本進行的戰爭的侵略性質，從政治上着眼去總結是很自然、必要的事情。
但是重大歷史事件的含蘊是極其豐富的。歷史對人類的作用是多樣的，給人類的啓示是多樣的。因此我們可以用更開闊的眼光，以更廣闊的視野，去觀察歷史，接受歷史的積極方面的賜予。在這方面李大釗的話對我們是有提示作用的。他說：“吾信歷史中有我們的人生，有我們的世界，有我們自己。吾故以此小冊(按指李大釗的著作《史學要論》)爲歷史作宣傳，煽揚吾人對於歷史學研究的興趣，亦便是煽揚吾人向歷史中尋找人生，尋找世界，尋找自己的興趣。”
我們上面所談的只是這段歷史中含蘊的豐富內容的很少一部分。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可以按李大釗的提示，在這段歷史中“尋找人生，尋找世界，尋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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