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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中日關係是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當年協助周總理負責對日工作的廖承志手下有後來被稱爲四大金剛的趙安博、王曉雲、孫平化、肖向前。如今健在的只有肖向前一人。87歲高齡的肖向前先生走路略顯遲緩，有時需要拐杖，但他頭腦清楚，思維敏捷，記憶力超常，堅持每天讀書、看報、寫文章，關心國際大事。
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
肖向前1918年出生在遼寧省檯安縣，和張學良同鄉。肖向前長大記事時，正是日本兵在東北作亂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發生的1931年，肖向前正在讀初中一年級，當時共產黨的進步思想已經在東北學生中流傳，肖向前在一些進步學生的影響下參加了當時的進步學生運動。初中沒有畢業，他就跳級考入了瀋陽師範學校。後來，他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赴日本留學。
到達東京，肖向前在慶應大學開始大量閱讀馬列主義書籍。在相互傳遞進步書籍的過程中，一些原籍中國東北的留學生組織起了新知識研究會，1941年，研究會與延安的黨組織取得聯繫，得到黨的領導，並參與組織留學生的愛國救亡工作。在肖向前的履歷中，這一年被確定爲正式參加革命。
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此時，肖向前接到上級領導下達的回國命令，以回國奔喪之名回到東北瀋陽。開始祕密抗日救亡的地下活動。1945年人民解放軍打進東北瀋陽後，黨中央派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到東北主持抗日勝利後黨在東北的地下工作，潘漢年就住在肖向前家，肖的任務是掩護潘漢年，保證潘和黨組織的安全。
參與中日民間外交工作
肖向前正式參加對日工作是從1952年開始的。戰後，由於美軍單獨佔領日本，片面簽訂《舊金山和約》，又指使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媾和，使我國的對日關係難以啓動。當時，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舊金山和約》，譴責國民黨與日復交。在日本也出現了日本共產黨、社會黨、工農青婦組織及有實力的經濟團體要求與中國復交的呼聲。在周總理領導下，以廖承志爲首成立了對日民間外交的工作班子。趙安博、肖向前、孫平化、王曉雲是主力成員。
肖向前說，中日民間外交是從經濟交流開始的，1952年乘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之機，中國邀請與會的日本國會議員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讓他們代表日本企業家轉道中國訪問。爲此，中央組成以南漢宸爲首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接待這個日本經濟代表團，並簽訂第一份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確定了3000萬英鎊的中日貿易訂單。
肖向前時任接待組成員，並陪同代表團參觀長江的荊江分洪工程等，最後從廣州、深圳送代表團出境。這些國會議員、企業家回到日本後，受到英雄般的熱烈歡迎，掀起了中日民間交流的第一高潮。
1953年，爲解決在華日僑歸國問題，我國紅十字會接待了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和平聯絡會的訪華團。日本戰敗投降後，有一批日本人留在中國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或其他工作，爲解決他們的回國問題，由兩國紅十字會牽頭協商，達成了送僑接僑的協議。肖向前作爲中方代表團祕書參加會談。結果雙方同意由日方派船到天津港迎接僑民，中方則將其送至天津港。肖向前陪同廖承志同志到天津港送行。其實他們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接船，因爲日方隨船送來了戰時被強徵而犧牲在日本的中國勞工烈士遺骨，中方在碼頭舉行了莊重的勞工烈士遺骨迎接儀式。
爲答謝中方對日僑歸國問題的支持，1954年，日本紅十字會正式邀請中國紅十字會組團訪問日本，當年年底成行，肖向前擔任該團的祕書，負責同日方全面聯繫。代表團在日本祭奠了中國勞工受害者後，廣泛接觸日本社會各界，宣傳了新中國的形象，受到日本民衆的歡迎，推動了中日民間友好的又一個高潮。
1954年，由日本國會議員中曾根康弘、園田直、櫻內義雄組成的年輕政治家訪華，實現了中日政治層面的接觸。1955年中國派遣以雷任民(外貿部副部長)爲首的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確定了在東京、大阪和北京互開通商貿易展覽會的協議。池田政之輔等政治家兩年前已組成了促進日中貿易議員聯盟，至此，中日政治家、經濟界、民間的友好交流高潮迭起，日本社會黨等政治黨派提出了恢復兩國邦交的政治呼聲，並組建了恢復邦交實行委員會。
1958年日本政治右轉，岸信介執政後提出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強化日美同盟，中日關係惡化。1960年，日本社會黨提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民衆開始掀起反美運動，結果致使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中止訪日，岸信介被迫下臺。
此後，池田內閣成立，大平正芳連任內閣官房長官、外相等職。大平正芳爲改善被岸信介破壞了的中日關係，支持自民黨元老、前內閣大臣鬆村謙三、高崎達之助訪華，並於1962年11月簽訂備忘錄貿易協定，開始了中日長期大宗貿易合作，同時還簽署了互換常駐辦事處、任命常駐代表並互派常駐記者的協議，從此，中日關係從民間外交上升到了半官方形式。
成爲中日建交的見證人
1971年7月，美國總統助理基辛格祕密訪華，並促成1972年初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的突然改善，引發了中日正式建立邦交的高潮隨之而來。1971年國慶節前夕，以藤山愛一郎爲首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代表團訪華，周總理在與其會談中提出了中日建交“四原則”(包括日本必須與臺灣當局斷交、宣佈“日臺條約”非法、無效等)。各黨派、經濟界、財界爲趕上中日復交前的末班車，紛紛來華與中國領導人接觸。
其間，肖向前等人在國內的會談、接待也忙得不亦樂乎。日方傳遞的信息是，只要不是福田接佐藤的班，其他如田中、大平、三木，哪一位上臺，日本都一定要解決中日關係，恢復日中邦交。此時，日本各界也呼籲中國政府儘快派出因“文革”而空缺的常駐東京的中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首席代表，負責中日建交談判的聯絡工作。1972年5月，中央決定派肖向前任東京首席代表。
7月初，肖向前在從香港赴東京的飛機上看報，得知自民黨三派聯合，田中組閣已成定局。1972年7月，田中角榮就任日本首相，他當時這樣表示：“中日復交問題上輿論已經給我做好準備。”所以，肖向前上任首席代表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協調田中首相訪華日程、促使日本政府儘快派代表團同中國政府談判，正式建交。爲此，周總理曾口頭上傳過話來，指明肖向前是中方聯絡人。
肖向前先生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抗日戰爭、發展兩國人民友好的中日民間交流、推動國家關係的對日外交的直接參與者。所以他對發展中日關係也特別執着。談到目前中日關係的困難局面，他說，當年恢復中日關係的兩個政治基礎就是日本反省侵略歷史和尊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主張。如今，日本領導人蔘拜供奉着侵略戰爭劊子手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就是在歷史認識這一原則問題上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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