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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人們交往越來越密切，相互依存、相互瞭解、相互認識和認可的程度都處於歷史最高水平。隨着國際形勢演變，世界外交界也不時地涌現出重量級人物，他們既是國家和民族的代表，也具世界性。新中國成立後，從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到目前的李肇星外長，共和國共有9位外長，他們均是公認的世界頂級外交人物，爲國際社會熟知、常論、所贊。我有幸近距離感受到李肇星外長做外交和做人的二三事。
一
2004年8月初，李肇星外長去甘肅出差，可帶一名助手。我一直渴望去甘肅看看，加之我在駐美使館工作期間的老領導劉曉明公使正在甘肅省人民政府掛職，如能去還可看望他，便主動請求陪同李外長前往。
外長似乎心中早有安排。他說，甘肅應由外管司的同志去，以便與甘肅省外辦等部門的同志交流；你可利用這個機會回家鄉昆明看看父母並休假。
我遲疑片刻後說：“部長去祖國西部工作，祕書休假不合適吧？”
李外長見我猶豫，便說：“我父母健在時，我工作也很忙，總是抽不出時間回山東探望。父母不在後，我後悔晚矣。事實上，這是缺乏‘政治意願’，那時真要抽空還是有的。”
“你安排一下，回家看看父母並休息幾天，就這樣定了吧。”他下了“命令”。
過了一會兒，李外長將我叫進他辦公室。我進去時，他正批閱文件，頭也未擡地說：“茶几上的小紀念品是給你父母的，請代問他們好。”說完，他還是低頭批文件。
我將東西取回辦公室打開一看，是一盒人蔘和一瓶維生素，還有一張便箋，寫着：“昆生，感謝辛勤工作，祝父母大好。李肇星。2004年8月3日北京。”
李外長對自己的父母、他人的父母和祖國，都情深意長。
李外長的母親是1995年6月18日病故的。當時，他正在牙買加訪問，未能見母親最後一面。一個月後他寫了《送娘遠行》，抒發對母親的懷念。
記得是1999年9月8日，李外長任中國駐美大使時，在美國孟菲斯見到美前駐華大使尚慕傑85歲的母親，倆人相談甚悅。後來他專門寫了一首題爲《老人河，美國的母親—在孟菲斯與薩瑟大使的媽媽談心》的詩，讚美爲增進中美人民相互瞭解而努力的人們。
李外長經常引用我國著名學者、北大教授季羨林先生的話：”我的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那個生我的母親，一個是祖國母親。”李外長走到哪，就將這句話講到哪。
二
2004年4月17日至18日，第六次亞歐外長會議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郊外的一個別墅區召開。連續下了幾場雨後，都柏林郊區碧空如洗，芳草青青，清風拂過，宛如一曲愛爾蘭豎琴和風笛合奏的旋律，優美、飄逸。
李肇星外長利用出席會議之機，與歐盟三架馬車外長(愛爾蘭外長、荷蘭外長和歐盟外交委員會主席彭定康)舉行磋商。會談中，歐方對1997年香港迴歸中國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作積極評價。但他們話鋒一轉，稱對香港的民主、自由感到擔憂。
李外長當即作出反應。他詳細介紹了迴歸後的香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框架內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港人充分享有的民主、自由權利。
隨後李外長表示，看來你們很關心香港，但對香港社會的進步和繁榮視而不見。今天正好彭定康先生也在這兒，我想有關香港民主、自由的問題他有發言權。自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時香港被英國割去到1997年迴歸前，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港督完全由英國人任命，港人毫無政治權利，民主、自由更無從說起……
李外長的話使歐方無言以對。彭定康更是雙手掩面，不敢直視中國代表團。過了一會，彭定康插話表示，希望談下一個議題。他還說，如這個問題繼續談下去，我身旁的愛爾蘭外長也要“批鬥”我了。因爲在歷史上，英國對愛爾蘭統治了數百年。
場內笑聲一片。
三
2002年陽春三月，北京春意濃濃。
李肇星外長時任副外長。一天早上，他在外交部橄欖廳會見到訪的美負責全球事務的副國務卿多布利昂斯基女士。不幸且遺憾的是，她除副國務卿外還有一個頭銜，即所謂的美國“西藏事務協調員”。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事務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人在這一問題上干涉中國的內政。會見前，我曾就如何處理多布利昂斯基的“雙重身份”想了不少。會見中李副外長對此的處理令人難忘。
會見一開始，李外長就開門見山。他說，“你在美國國內被戴上了一頂‘西藏事務協調員’的帽子，這對你很不利啊。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事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政府成立所謂的‘西藏事務協調員’是錯誤的。如果戴着這頂帽子來，那你在中國將永遠不會受到歡迎。”
李外長又指了指在他旁邊的外交部國際司陳偉雄參贊說：“假設中國政府指派陳先生爲‘得克薩斯事務特別協調員’ ，你作何感想，美國政府能接受嗎？好在今天你沒戴着那頂帽子，我對你的來訪表示歡迎，並祝你訪華成功。希望你在中國多走走，多看看，增加對中國的瞭解，爲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作貢獻。”
當然，李外長在闡明立場後，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坦率地交換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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