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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無論是《物權法》草案的修改，還是汽車三包制度的出臺，大到涉及上千億資產的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的定稿，小至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的修訂，都少不了一個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環節，“徵求意見”正在成爲各級職能部門在進行重大決策或出臺法規之前必需的程序。
“徵求意見”頻頻見諸報端，或者說，越來越多的將來自民間的反饋納入決策流程，是民意與民益最直接的體現。一部法律，或者一部法規、部門規章的出臺，不光是某個部門或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同時也涉及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儘管在立法過程中，國家機關和專家學者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也同樣重要。正因爲如此，我國《立法法》明確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
聽取民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那些反面的意見和建設性的意見：聽取反面的意見才能兼聽則明，聽取建設性的意見才能集思廣益。如果這兩個方面都能做到，就能在法律或規範性文件出臺前，把一些分歧解決在萌芽狀態，避免日後實施時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另外，聽取民意也有助於法規的普及和實施：徵求意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宣傳的過程，並且，由於內容體現了老百姓自身的利益和意見，日後實施起來也會更能自覺行動。
在某種程度而言，“徵求意見”實際是決策體系對於民衆意識的一種開放，而事實證明，一個開放的平臺往往會帶來超前的活力和競爭優勢。由於開放，泰達經濟技術開發區連續八年綜合實力排名第一；由於開放，比爾·蓋茨靠銷售計算機操作系統成爲世界首富。我們有理由相信，決策平臺的開放也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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