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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爲爭取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可以說是煞費苦心，本來想在這次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實現“入常”之夢，但現在看來，美夢成真變得越來越虛無飄渺。連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也只好無奈地承認，日本“入常”已經遭到重大挫折。然而，日本並沒有爲此進行深刻的反思，尋找失敗的真正原因。因爲，在日本看來,此番受挫，源於“鄰國外交的阻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員認爲，未來的中日關係必須高度警惕。他表示，日本右翼勢力勢必會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種趨勢將使得中日關係更爲嚴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沈驥如研究員也對記者指出，一些關心中日友好的有識之士曾希望中日能將政治和經濟分開，但熟悉中日曆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經貿關係一直都是服從於政治關係的，“政冷經熱”的結果最終也會導致經濟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終使經濟同樣陷入“冷”的局面之中。
政冷導致經冷
有一種言論在日本非常流行，認爲中國對日本的援助缺乏宣傳，中國人民對日本援助鮮有感謝
毋庸諱言，當下中日關係無疑是非常嚴峻的，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日本演講時所說，“中日關係目前正處於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潮”。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反華情緒也水漲船高，頗有惡性循環之勢。
有一種言論在日本非常流行，認爲中國對日本的援助缺乏宣傳，中國人民對日本援助鮮有感謝。同時，日本政府也越來越把援助方式和項目的調整與中國的國內政治聯繫起來。
事實上，自1979年底以來，日本對中國提供了大量以日元貸款爲主、以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爲輔的政府開發援助(ODA)。這些資金與技術，在近20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中日政治關係緊張，這一情況並不爲中國民衆所知，或者人們根本就認爲這與政治問題相比是無足輕重的。
目前，不少日本經濟界人士開始對日中政治關係感到憂慮。他們已經意識到中日政治關係的持續冷淡，正在導致中日經濟關係也隨之趨於冷淡，這也許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正在逐漸成爲擺在中日兩國面前的一個嚴重問題。
先看中日貿易方面：2004年中日貿易僅增長了25.7%，比2003年降低了5.4個百分點，更比同年中國外貿總增長率整整低了10個百分點。按中方統計，今年1-4月，日本對華出口僅僅增長了3.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1%。10年前對日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爲20.5%，今年第一季度已降至14.0%。長期位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日本，去年已退居第三位，而在今年1-3月，中日貿易僅分別相當於中歐和中美貿易的87.5%和94.5%。
再看日本對華投資方面：2004年中國實際引進外資比2003年增長了13.3%，而實際引進日資僅增長了7.9%，低了5.4%。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6月7日發佈的一項緊急問卷調查，也表明了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準備擴充已有在華業務或開展新業務的日本企業佔被調查企業的比重，比半年前下降了32%。
實際上，到2005年，日本長期保持的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已被美國和歐盟所取代，日本已退居到第三位。
沈驥如指出，具有明顯地緣優勢的中日貿易，還不及中歐和中美貿易增長快，顯然已受到中日政治關係趨冷的影響。他認爲，“這主要是人們對中日關係的走向不明確，本來政治和經濟應該是一對良性互動的關係，可是中日之間的這一關係卻被人爲逆轉，呈現惡性發展的態勢。政治反作用於經濟，結果就是投資者心存疑慮、裹足不前”。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王義桅副教授也認爲，“政冷”使中日經濟關係不能達到應該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經濟關係目前也許已經發展到一個讓世人驚歎的水平。因爲中國有許多重大項目、工程已經列入發展規劃，比如京滬高速鐵路建設，往往需要日本技術和資金，但是沒有順利地決定下來，這顯然是受到“政冷”的影響。
不惜虧本投資印度
在宣揚中國威脅的同時，日本卻有意擡舉中國旁邊另一個大國———印度
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和平發展”，認爲這一過程對整個亞洲的經濟、政治以及安全利益意味着機遇，並有利於維持地區內的團結穩定。然而，日本國內的鷹派、右翼人士和政客都不信這一套。他們偏執地認爲，既然日本擁有了異常強大的經濟實力，那麼在國際舞臺上也應該擁有相應的話語權，而鄰國(特別是中國)對日本雄心的實現卻是一個極大阻撓，因此極力宣揚中國發展的威脅。
無論是虛構還是真有其事，“中國威脅論”已經促使日本逐漸地改變其和平憲法所規定的和平政策，轉向制定強硬的安全政策，以便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這引起中國的警覺，懷疑日本會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舊路。
然而，在宣揚中國威脅的同時，日本卻有意擡舉中國旁邊另一個大國———印度。日本一些保守派戰略家認爲，印度發展對日本意味着機遇，日本企業應該大量投資印度，甚至虧本也在所不惜，目的是爲了讓印度平衡中國。
小泉純一郎上半年訪問印度，繼續深化日印“全球戰略伙伴”關係。目前，印度已成爲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國和第4大投資國，官方和半官方的學術交流十分活躍，並且兩國已在聯合國改革和爭當世界政治大國等問題上找到契合點，相互攜手競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亞洲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說，由於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最近不斷惡化，日本將開始放棄中國股票，將資金注入印度，並稱這是避免其在中國“風險”的一個方法，意圖造成中國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無法發揮，中國的所得大爲減少。
另一個讓日本特別是小泉政府寢食難安的問題是，中國好像處處擺出一副要與日本搶奪能源的架勢，這使日本彷彿找到“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現實根據。近年來，日本在能源資源問題上與中國競爭激烈。其主要表現是：中俄原本關於鋪設“安大線”(安加爾斯克至中國大慶)輸油管道的合作計劃，遭到日本“半途殺出”，另設“安納線”(安加爾斯克至納霍德卡)。
事實上，圍繞安大線與安納線的明爭暗鬥不過是起了個頭，而最近在東海油氣資源開發權上的激烈爭執更印證了這一趨勢。日本發行量較大的《讀賣新聞》社論強調，海洋權益對於海洋國家日本來說至關重要，而中國在兩國海岸中間分界線不足5公里的地方開發“春曉”油氣田，中方的採掘“極有可能損害到日本的權益”。
沈驥如對記者指出，“能源問題本來可能成爲中日兩國擴大合作的重要領域，如今卻成爲兩國展開激烈競爭與角逐的對象，正日漸成爲割裂兩國關係的利刃。因爲，雙方都已經將這一問題上升到捍衛國家主權的高度，使解決問題的迴旋餘地越來越窄，甚至將造成嚴重後果。如此下去，想不影響中日之間的經濟關係也是很難的”。
主導權的競爭
日本在經歷了一個“失去的10年”之後，難以繼續扮演“領頭雁”的角色
二戰以後，日本率先實現了經濟騰飛，繼而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四小虎”(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實現了經濟起飛，再往後中國經濟緊隨其後。以日本爲“領頭雁”、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像“雁羣”般依次起飛的“雁行發展模式”曾引來舉世矚目與讚歎。
然而，日本在經歷了一個“失去的10年”之後，難以繼續扮演“領頭雁”的角色。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則蓬勃發展，在地區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迅速提高。中日經濟實力對比也出現了歷史性變化，由二十世紀90年代初的1比10縮小到現在將近1比3。
2001年5月18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經濟產業省的年度《通商白皮書》，第一次明確指出：以日本爲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爲舞臺的大競爭時代”。
金熙德研究員認爲，從國際關係的視角看，“後雁行模式”時代的到來實質上就是“中日兩強”趨勢的首次出現。這一趨勢已開始對中日雙方的戰略心理產生很大影響，爲進入21世紀的中日關係帶來調整期特有的劇烈震盪。
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也認爲，中日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主導權的爭奪，是對日本既得權益的挑戰，日本自1867年“明治維新”以來首次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讓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適應。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巴克曼說：“歸根結底，問題在於這兩個在亞洲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哪個將被視爲亞洲主導強國，另一方又會作出什麼反應。”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評論文章也認爲，今天中日兩國的政經地位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纔是中日近日交惡的深層原因。
受此影響，一些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態日趨複雜，既看重中國的廣闊市場，希望從中國的迅速發展中得到實惠，又心存疑懼。另外，中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經濟持續發展，大國意識增強，因而萌生在亞洲發揮主導作用的願望。
王義桅認爲，“這種複雜心態使得日本當局在發展對華合作的同時，試圖從多方面對中國的發展加以防範和牽制，結果導致日中關係因雙方各自確立和強化自己的國家主體性而產生激烈的對立和衝突。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偉大復興，實際上就是要恢復中國在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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