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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經歷了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三年。這三年，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改革開放20多年實踐經驗基礎上，着眼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階段性特徵，在中國的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發展動力、發展空間、發展手段、發展眼光、發展戰略七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創新部署；這些創新部署及其實踐，體現了新的時代特徵，將開闢出中國發展的新時代。
第一，明確了新的發展目標
2003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社會開始涉入現代化轉型的深水地帶，進入利益多元化時期，各種社會問題甚至呈現出一種加速度演化的趨勢。這些矛盾因素在“三農”問題、拆遷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公民權利保障問題等方面都有表現，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突出因素。中國社會如何向更高級發展的戰略課題被突出地提了出來。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爲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這是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到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並列的突出位置，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擴展爲“四位一體”。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開始成爲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的目標方向。
實踐已顯示出和諧社會的公平價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國債和新增財政資金的使用，要重點向“三農”傾斜，向社會發展傾斜，向西部大開發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傾斜，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傾斜，向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善困難羣衆生活傾斜。農業稅的取消，個人所得稅的修改，《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散裝食品衛生管理規範》、《工傷保險條例》、《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的出臺等等，爲社會公衆搭建了一個較爲完整的權利的框架。
第二，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內部結構性矛盾也不斷加深，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產出的弱點越來越突出，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尖銳。如果不轉變增長方式資金、技術、資源、環境等條件將難以支持中國經濟列車持續高速奔馳。
200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首次載入保護私有財產、人權、社會保障、徵地補償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內容。中國還相繼提出建立節約型社會、發展循環經濟等與科學發展觀相配套的理念。
國家正在加緊制定有關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規，除綠色GDP考覈體系外，《環境評價法》、《清潔生產法》也將出臺，社會、人文、基礎教育、公共設施、能耗、環境生態等指標都將補充進去。一些發達省市率先開始修改只考慮單純經濟增長的現代化指標，深圳則重新制定了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
第三，增強了新的發展動力
2003年新一屆政府產生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當年8月通過了行政許可法，“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理念成爲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服務型政府成爲中國政府職能轉型的全新方向。
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爲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
2005年2月24日，新華社受權全文播發的《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社會事業領域、金融服務業領域、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五個允許”一掃非公有制企業發展中的政策障礙。
2025年上半年實施股權分置改革，解決股市遺留的重大制度難題。此外，《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已於去年頒佈，《反壟斷法》、《國資法》正在擬定。這一系列體現市場化導向的法律、法規，正在整體塑造市場經濟的新制度框架。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加速，爲未來五至十五年發展奠定了新的體制基礎。
第四，開拓了新的發展空間
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進入經濟發展的高成本期。城市化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非常大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必然對消費需求、消費結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在升級發展，已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部分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消費邁進。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資，特別是住房、汽車、電子類耐用消費品，娛樂、金融、交通通訊等服務升級，一些個人發展方面的需求不斷擴展，城市化過程中的服務需求增加，創造出更大的更多的需求空間，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城市化加速發展，使社會流動和分層加快促成經濟社會結構變化，擴大了中國經濟新的發展空間。
第五，運用了新的發展手段
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一些苗頭性、局部性問題，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引致的土地價格的上升，使各地相繼出現了圈地、炒地的投機熱潮，對重化工業的投資也開始加溫。能源、原材料出現了短缺，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升，房地產價格進一步衝高。中央政府從一開始就注重採用利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進行了主動調控，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貨幣政策由前幾年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由“積極”逐步轉向“穩健”。在信貸手段的運用上,重點從源頭上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貨幣信貸規模,加強和改善信貸管理；在投資手段的運用上,重點加強產業政策引導,嚴格市場準入；在價格槓桿的運用上,重點突出價格信號的引導和調節作用；在法律手段的運用上,堅持依法行政,嚴肅查處違法違紀行爲。宏觀調控使經濟駛入新一輪上升通道。
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佈，即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市場化宏觀調控的匯率制度基礎開始建立。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行政色彩正逐步淡化，間接調控手段、市場化方式正成爲常態。
第六、確定了新的發展眼光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6年過渡期將結束。國內發展和對外活動的關係正緊密聯繫在一起。國家利益的空間範圍，已不僅僅限於有形的國界，而是越來越多地體現在與其他國家的相互關係和磨合中，體現在國際組織的決議、條約和規則中，體現在一系列國際事件的影響、國際事務的處理和國際環境的應對中。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後，對國際問題的思考，對國內發展問題的思考，需要有“全球戰略”的大視野。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用全球戰略眼光觀察和謀劃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正成爲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徵。中國國內改革正由面對國內舊體制的改革轉向面向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中國對外開放正由強調中國特殊性的對外開放轉向重視國際規範和合作、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
第七、制定了新的發展戰略
日益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成爲世界關心的話題。上世紀90年代早期至今，中國崛起在全球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負面者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經濟水分論”等。今年年初以來，美國國內說中國是“軍事威脅”、“經濟威脅”、“能源威脅”的聲音不絕於耳。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自主發展，需要找到一個明確的戰略制高點。
2005年9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地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
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啓動後，中國又啓動了20多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區談判。自由貿易合作正在由近鄰擴大到周邊甚至更廣區域。
中國還積極實踐“負責任大國”的承諾。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期間中國與東盟各國共同應對危機；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附近海域發生強烈地震和海嘯，中國在第一時間就向受災地區伸出了援助之手。
這七個“新”，將成爲“十一五”實踐的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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