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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文章稱，2006年將是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到底該往哪個方向走?文章說，按照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結合中國現存的問題，“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加速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宏觀決策機制。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政府部門改革的滯後也成爲有效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障礙。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的決策機制還不太完善，政策幾乎都是由一個或者幾個政府主管部門來制訂和實施。這幾年，中央與地方之間發生了多次博弈，部門與部門之間政策也時常牴觸。這一切都說明，加速政府改革，理順各部門權限，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完善宏觀決策機制，應當擺上議事日程。
第二，繼續搞好綜合宏觀調控，逐步迴歸市場調控軌道。當前的中國正處於改革攻關階段，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資體制改革和財稅改革全面展開。在這一過程中，由於舊的體制正被打破，而新的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許多潛在問題正在陸續浮出水面。這些問題的本源並非經濟領域，儘管它們有時也以經濟問題表現出來，但卻無法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另外，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爲1000—3000美元的時候是所謂的“黃金髮展時期”，但它往往也是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各種訴求同時也會發生變化，因而會推動社會、政府、體制等進行轉型。在許多情況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來應對從未見過的經濟現象。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加快改革進程和完善法制建設，從而爲政府的綜合調控迴歸市場調控創造條件。
第三，全面推進各項改革，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在經歷了26年的改革開放之後，2005年依然異同尋常地被定義爲“改革年”。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2點：一是中央以此向世人表明，改革不能倒退，前期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加速改革來解決；二是表明中國改革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新的階段，改革複雜性和艱鉅性明顯加大，已經逐漸由局部擴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由專業改革變爲了系統改革，並開始觸及到一些部門和集團的利益。
第四，進一步鼓勵非公經濟的大力發展,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非公經濟壯大與發展的過程。非公經濟在佔用不到三分之一社會資源的情況下，卻創造了一半以上的財富，成爲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的推動力。但在去年的宏觀調控中，非公經濟卻由於事實上存在的制度歧視而受到了傷害，如何切實解決非公經濟國民待遇，已經成爲下一步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十一五”時期，應當採取切實可行措施，爲非公有制經濟創造平等競爭、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加大財稅金融支持，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第五，建立有利於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逐步化解城鄉二元矛盾。中國農民人口比重較大，遠遠超過了別的國家實施“以工哺農”時候的水平，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在穩定、完善和強化農業扶持政策的同時，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市場化。重點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土地徵收制度改革，進一步擴大農業對外開放。借鑑國際經驗，加速城市化和鄉鎮化發展，促進農村人口快速遷移，建立一個城鄉和諧發展的社會環境。
第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付出了沉重代價：一是環境污染嚴重，經濟增長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爲代價。據世界銀行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帶來的損失佔GDP的比重就達8%以上。中科院專家測算，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5%。二是在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下，中國自然資源支持體系已經無法持續地發揮有效作用。據專家分析，如果中國要實現2020年GDP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而又要保持現有的環境質量，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4—5倍；如果進一步想明顯改善環境質量，資源生產率就必須提高8—10倍。面對巨大挑戰，我們必須轉變現行的發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爲基礎的循環經濟之路。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經濟，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發展。制定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價格和收費政策，調整財稅政策，建立完善的循環經濟法規體系，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第七，化解潛在風險，保持經濟和社會穩定。在“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在國內經濟國際化、消費結構高級化、民營經濟擴大化、城市化和政府行爲規範化等五大動力的推動下依然有望保持較快發展。但需有效地防範以下幾個方面帶來的風險：一是失業。按照官方統計數據，2004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爲4.2%。但如果考慮到各種隱性失業在內，中國的實際失業率可能在8—17%之間，而且這一困境只有到2020年前後隨着老齡化社會的來臨而自動緩解。二是社會保險欠賬。有關計算顯示，中國社會保險現在欠賬規模在3—10萬億。三是收入差距。從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已經達到了0.448，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太健全的情況下，這種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爲引發仇富心理和社會安定問題的根源。四是金融風險。中國銀行呆壞賬規模已經有1萬多億，證券公司的資金窟窿約2000億。五是財政風險。這主要體現在縣鄉兩級財政。據測算，全國鄉級財政要支付的鄉公務人員工資、村幹部補貼、公共品維護和建設、辦公費、困難戶補助、債務利息等約2500億元，而鄉鎮能夠合法獲得的財政收入還不到1000億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謂“創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費來維持政權運轉，結果造成基層幹羣關係的緊張。據專家估計，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目前已超過8000億元。“十一五”時期，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防範上述風險的爆發，將成爲社會保持安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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