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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56年來，中國的五年計劃從未像“十一五”這樣如此吸引國內外關注。“十一五”規劃將以科學發展、共同富裕等諸多亮點，確立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政策取向。
備受海內外關注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於10月11日下午在北京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確立了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從《建議》內容看，與之前的十個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將體現出諸多亮點。
一、社會公衆首次廣泛參與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多年間的“五年計劃”，從來沒有像“十一五”這樣牽動13億中國人心，並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從來沒有像如今中國政府高層如此重視民衆對於該規劃建議的參與。
2005年7月27日，洋洋8萬言的《中國公衆對編制國家“十一五”環保規劃意見建議書》出臺，並上報國務院。該建議書的412萬中國公衆建言者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港澳特別行政區，也包括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不少建議將體現在“十一五”規劃中。
這份8萬言的建議書源於此前的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公開問卷調查，即由中華環保聯合會，通過《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中國環境報》及中華環境公衆信息網發佈的公衆調查問卷，徵集民衆對“十一五”環保規劃的意見和建議，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承擔此次公衆調查的問卷回收及統計撰稿工作。
據統計，參與調查的公衆平均年齡爲29.7歲，71.1%是男性，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者佔67.6%。他們主要來自學校、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軍人武警和國有企業。其中超過1/3的參與者是學生(包括25%的大學生和10.4%的中學生)，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佔8.2%。
香港《文匯報》爲此以《“十一五”規劃納412萬人建言》爲題，分析說這凸顯了該規劃報告的制定過程充分體現出“科學性”。
而早在兩年前，專門負責五年規劃編制工作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曾公開發布消息，面向海內外公開招標“十一五”規劃的前期研究課題。這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首次將未來發展規劃以公開招標方式向社會諮詢、徵求和購買方案。
據瞭解，這次招標主要面向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行業協會及國際組織等；願意參加投標的單位按照規定，可根據自己的研究優勢確定研究課題和重點，填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研究課題申請書》；發改委專門組織成立了評審小組，對投標單位的申請方案和研究力量進行評審，擇優確定中標單位，並於2003年11月30日前下達了項目中標通知書；後來，中標單位與發改委簽訂了項目協議書，規定在2004年6月前完成研究報告初稿。
一直以來，中國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多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機構中進行。由於缺乏民間的參與，制定出的政策與法規有時難免未全面考慮各方面的利益，而更多地是反映了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
據悉，“十五”規劃編制時，政府也曾向社會徵求建議，但當時只是希望各界“獻計獻策”，其性質與招標完全不同。對於這次招標，《中國新聞週刊》當時以《“十一五”招標：到民間“買思想”》爲題作過專題報道。
公衆和衆多研究機構的廣泛參與，不僅說明新的五年規劃制定的過程擁有更加廣泛的羣衆基礎，而且編制的內容會更加科學，這本身就說明中國決策的民主性在不斷增強。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偉民曾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已經使國家規劃編制和實施的體制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
計劃經濟下，規劃具有指令性，實現規劃目標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的性質、作用、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實現規劃目標，也主要依靠企業、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行爲。社會力量的參與，無疑大大增強了規劃的科學性和針對性。
二、科學發展觀統領發展全局
這次五年規劃，是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中央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中央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2002年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隨後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綜合配套改革措施，以嶄新的面貌贏得國內外輿論的好評，並被海內外盛譽爲“胡溫新政”。
新領導集體執政的着力點，是從關注社會的弱勢羣體的生存質量出發，所謂“窮人經濟學”，尋求整個社會發展的公平與和諧，樹立了良好的“親民政府”形象。
新領導集體“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的執政理念，“求真務實、真抓實幹”的執政風格，“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執政目標，順應了國際環境、時代背景、中國國情和民心所向，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六合相應”。
新領導集體上任的第二年即2003年，即開始着手啓動制定“十一五規劃”，這在以往的五年規劃中也是不多見的。應該說，“十一規劃”是以“胡溫新政”爲核心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理念的更爲全面、集中和完善的表達和展示。
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堅持發展的主線一脈相承，以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觀貫穿始終。這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和諧社會是目標，科學發展是手段。“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更是硬道理”，“科學地發展和諧社會是真正的硬道理”；不科學地發展難免不和諧，不和諧地發展肯定不科學；發展不等於片面的數量、速度和規模的擴大和增長，“科學發展”一方面是要依託先進的科學技術尋求高質量高效益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要追求“理性的繁榮”，“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即以建設和諧社會爲目標的發展。
從“十一五”規劃的內容看，科學發展觀是其最重要的指導方針。它意味着，中國要從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資金、自然資源和環境投入，以量的擴張實現增長，轉向更加依靠勞動者素質和科技進步，以提高效率獲取發展。也就是說，不僅要既“多”又“快”地增長，還要既“好”又“省”地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胡錦濤總書記2003年4月10日到15日在廣東非典疫情非常嚴重的時期視察廣東時首次提出的。當時，他鼓勵廣東要萬衆一心戰勝非典，並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
當時的提法，是全面發展觀，要求廣東要注重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注重可持續發展、全面發展。由此可見，胡錦濤同志在當時就全部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
兩個月之後，即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抗擊非典總結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次日這一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全國報端上，並風行全國。一年之後，當胡錦濤同志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講話時，科學發展觀已成全黨全國的共識。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25日和9月29日相繼召開的兩次會議強調，制定“十一五”規劃，做好“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五個統籌”，堅持“六個必須”，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
三、首次由“計劃”改爲“規劃”
與過去十個“五年”明顯不同的是，在名稱上，第十一個“五年”由“計劃”變成了“規劃”。這幾乎成爲近期有關“十一五規劃”報道的一個焦點。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辛鳴認爲，雖一字之差，內涵卻不盡相同，顯示出黨中央對發展內涵的認識已有變化。
《現代漢語詞典》中這樣解釋“計劃”和“規劃”：“計劃”是指工作或行動前預先擬定的具體內容和步驟；“規劃”是指比較全面的長遠的發展計劃。顯然，後者更加註重宏觀性、戰略性、指導性和長遠性。
以“五年”爲單位進行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模式，起源於前蘇聯。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全面學習，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來總理率團的代表團到蘇聯學習，在他們的幫助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自1953年起實施。
“一五”計劃主要是指令性的經濟計劃，事無鉅細，涵蓋了方方面面的經濟增長指標，從工業總產值增長98.3%、手工業增長60.9%、大型工礦項目施工694個到具體的鋼鐵產量增加多少、煤炭產量增加多少等等。翻開以往的五年計劃，各類指標的具體程度超出現在很多人的想像。
2003年9月18日，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十一五”規劃編制準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十一五”規劃，要突出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要抓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突出戰略方針、戰略任務、戰略佈局、戰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改變以往無所不包、涉及領域過寬的狀況；強化指導和約束功能，增加制度創新內容；在編制程序上要建立規範化的民主制度、銜接制度、論證制度、公佈制度以及備案和評估制度。
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要通過計劃逐一配置重要資源，所以各項指標定得非常細。但過去制定的微觀具體產業發展計劃，更多屬於市場、企業和資本自我調整的內容。而在市場配置資源的今天，規劃將突出宏觀性、戰略性，規劃指標少而精，而且總體上是預測性、指導性的。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從微觀向宏觀、從直接向間接、從項目管理向規劃管理的突出轉變。
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五年計劃從“一五”推進到“十五”，其中的強制性和指令性逐漸消失，或者說主觀性的成分逐漸減少了，而客觀性的成分增多了。而計劃變規劃，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基本破除了。
四、人本化改革
國計當爲民生。早在2003年9月18日，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十一五”規劃編制準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就曾表示，“十一五”規劃當體現出以人爲本的新發展觀，中國的發展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發展應讓廣大人民能分享到經濟進步帶來的成果。
“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我們黨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作出的高度概括。它明確告訴人們，以人爲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以滿足人的需要爲出發點和落腳點。
實際上，“以人爲本”本身並非我們今天的創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國古代就有“民爲邦本”的思想。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業》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孟子也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我們也一直倡導“爲人民服務”，但在某一發展階段，不經意中迷失了發展的終極目的。
科學發展觀解決了如何發展的問題，“以人爲本”則明確了“爲誰發展”的問題。
人，既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發展說到底是人的發展，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質量的提高和生存價值的提高。
經濟倫理學者、陝西省倫理學研究會副會長、祕書長姚軒鴿就“以人爲本”的精神內涵解釋時指出，“以人爲本”就是要從人的特點或實際出發，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體現人性，從人出發，要考慮人情，要尊重人權，不能超越人的發展階段，不能忽視人的需要，儘量減少異化，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爲最終歸宿。
“以人爲本”新發展觀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重建“人與人的聯盟，人與社會的聯盟，人與自然的聯盟，人與終極價值的聯盟”。
“十一五規劃”編制的出發點，已從偏重物質財富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具體體現就是，從過去單純以增加GDP爲出發點,變爲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爲核心,把人力資源開發作爲重大舉措,強化有關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內容,更多地關注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羣體，增加人文和社會指標。
五、政府迴歸公共職能本位
“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社會服務”是政府的四大職能，這後兩項任務是政府極爲重要的職責，也是當前較爲薄弱的環節。
“十一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在社會服務、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優化發展環境等方面履行公共職責。
目前，社會對政府職能轉變的期待包括，政府在行政管理、財稅體制等方面出臺相關舉措，科學界定地方政府經濟職能，各級政府還要進一步轉換工作方式等。
從“十一五規劃”的內容看，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方面的指標已經得到強化，併成爲配置財政、稅收等公共資源的重要依據。
計劃到規劃的轉變，也進一步表明政府明確了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政府只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對立的一個部分。
當然，政府職能轉向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責，並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更輕鬆，就如同裁判員並不比運動員“好當”一樣，事實上，政府面臨着宏觀經濟調控層面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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