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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遏制藥價虛高現象，從1998年起，我國藥品已連續16次降價。10月10日起，國家發改委發出《關於降低頭孢呋辛等22種藥品零售價格的通知》後，全國各地掀起又一輪降價“風潮”。
然而，在一道道“降價令”後，老百姓還是認爲藥價太高。調查顯示，居民平均每次門診的診療費用和住院費用的增長速度，遠遠快於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斷地往藥品生產企業身上打降價的板子，並不是對症猛藥。
以藥補醫低價藥難進醫院
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醫院的總收入中，藥品收入約佔48%；醫療服務收入約佔47%；財政撥款等約佔5%。在財政補貼嚴重不足，醫療服務收費標準普遍偏低的情況下，藥品銷售收入自然成爲醫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多開藥、開貴藥實際上也就成了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特殊經營機制與補償機制的直接後果。
與此同時，記者瞭解到，藥品要想在醫院流通還要遵循許多“遊戲規則”：首先要進行層層“公關”，通常要給醫院讓利15%左右，這是國家允許的部分，叫“明釦”；醫院從醫藥公司那裏還能拿到一部分灰色收入，大約在10%，叫“暗釦”。
此外，醫院舉辦各種活動時，藥廠或醫藥公司都要“隨份子”。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種藥品如果出廠價爲1元至2元，售價10元就很正常，但生產企業通常只有10%的毛利，其餘7元至8元的利潤都被流通領域“吃掉了”，一個環節被扒一層皮。
通常，一般醫藥產品不招標進入醫院，最後到達消費者手裏要經過多個環節：生產企業——一些買斷總經銷的大型批發企業——各大片區或者省級代理——地市級代理——醫藥批發公司銷售商——院主管領導——藥劑科主任——醫生——統計藥方的統方員——消費者。當藥品從廠家到消費者手裏時，藥品的價格已經嚴重地背離了價值。
平價藥店難平藥價虛高
調查中記者發現，平價藥房的出現的確在相當程度上震盪了各地藥市，一度令各地大小藥店、醫院驚慌失措，紛紛採取調價措施。
然而，平價藥房可以說是一劑“良方”，但還不可能根除藥價的“虛火”。江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品價格處副處長茅菊英認爲，平價藥房治理藥價虛高的作用非常有限，原因出在當前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體制和機制上。首先，平價藥房的藥品銷售量太小，我國藥品銷售終端在醫院，其市場份額佔85%以上；其次，我國大多數醫院的處方藥不允許外流，有公職的醫保人員也不可能拿着處方到平價藥房購藥，同時，平價藥店中處方藥品比例也較低，可供選擇量小；第三，平價藥房絕大部分不是定點藥店，它們最大的消費羣體是自由職業者、下崗工人等。
記者在鄭州、南昌、貴陽等地調查發現，大多數藥店和大醫院藥價並沒有因爲平價藥店的出現而降下來。羣衆普遍認爲，平時有個頭痛腦熱的，選擇平價藥店要省一些，一旦生病還得去醫院。
業內人士認爲，只要醫院不平價，虛高藥價還是平不了。鄭州天方大藥店趙經理說，醫院的藥品價格一般比平價藥店高出20%至30%，甚至更高。如一盒迪奧腦心康6元進的，平價藥房6.5元可能就賣了，到了診所就要9元，到了醫院得12元。
哄擡藥價藥廠是“價託”
某種藥原來只賣0.5元，改了包裝和名稱後，便堂而皇之地賣到10元。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爲了抵消“降價令”帶來的損失，一些藥廠在研發新藥難的情況下，“心急火燎”地做起換包裝和換藥名，然後再高價銷售的“表面文章”，假借“新藥”之名，行暴利之實。
茅菊英認爲，我國大多數藥品都是仿製藥品，其化學成分、生產工藝基本相同，生產成本也相差無幾。但近幾年，各種充斥市場的“新藥特藥”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是經過一下“變臉”，價格就增長几倍甚至幾十倍。它們或變換劑型，或改變包裝，或更換名稱。而藥廠在進行成本覈算時，就把所謂新藥研製開發費用、設備更新費用等統統計算在內，如此一來，新藥價格就普遍高於老藥價格。
專家建議，要消除藥品價格與實際成本之間的不合理差價，政府職能部門要建立嚴格的質價審計制度，嚴格成本覈算，確保質價相符，絕不允許非生產性的開支亂充成本，更不允許假借“新藥”之名，哄擡藥價。
治藥價虛高良“藥”何在
百姓一直在抱怨藥價太貴，一些患者因爲懼怕過高的醫藥費，生了病也不敢進醫院。有人大代表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國，很多藥品從出廠到賣給患者，中間價格增加了10倍，“有很多違法的事情在裏邊”。
看來，根治醫藥價格虛高，板子打在“降價”上，恐怕並未“對症”。屢打降價板子，藥價還是虛高。
藥品降價的主要空間在醫院，消費者接觸藥品價格是在醫院和藥店，藥廠的藥價降下來了，醫院的價格是不是也能降到位呢？
茅菊英認爲，遏制藥價虛高，國家有關部門應加速醫藥分離的步伐，鼓勵將醫療機構的藥房轉爲社會零售藥店，培育市場競爭主體，切斷醫院、醫生與藥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同時，改進和完善藥品價格管理，規範價格行爲。茅菊英認爲，我國當前藥品政府定價機制不健全，缺少完整、科學的成本審覈辦法，定價程序尚不完備，市場價格監測體系仍不完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定價的時效性和科學性；對放開品種的價格，缺乏必要的監管規則，在目前“以藥養醫”和壟斷經營的環境下，市場調節失靈，部分藥品價格繼續保持高位。
爲此，茅菊英建議，首先要完善藥品政府定價機制，逐步形成以藥品原料成本爲基礎，綜合考慮市場供求、國際市場價格水平以及藥品治療費用等因素的藥品定價體系；發揮專家和中介機構的作用，進一步提高藥品政府定價的科學性和透明度。
江西省醫院管理學會專家胡國琪則認爲，藥價虛高的板子應打在政府身上。他說，導致藥價虛高，除了醫院出現的一系列不正之風外，國家要承擔主要責任，他建議，國家抓藥價，應把問題簡單化，只抓兩頭，一是卡死藥品出廠價，二是卡死醫院的用藥價，至於中間環節的利潤經過多少環節分解，無需理會。比如一種藥品以5元價格出廠，國家若規定30%的加成率，到患者手上的價格便卡死在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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