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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北明珠———清遠山城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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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全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總是說：東部率先，廣東爭先。
而在廣東，當地人更愛提兩句話：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前一句容易理解。廣東在全國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從一個較爲落後的邊陲省份，一躍而爲中國第一經濟大省。進入新時期以來，歷屆中央領導對這個“排頭兵”都寄予厚望。
第二句是指廣東處境酷似當下的國情。在廣東，既有先行一步、繁華富庶的珠三角地區，也有貧窮落後、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粵北山區。困擾現今中國的幾大矛盾———區域發展不均衡、城鄉二元結構、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人與自然相處不和諧，在18萬平方公里的南粵大地上，都能對號入座。
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說：“廣東遇到的問題，有可能也是許多地區將要遇到的問題；廣東的成功經驗，可以成爲全國的借鑑；廣東的挫折，也可以爲全國提供教訓。”
經過26年的強勁發展，陸地面積只佔全國1.85%的廣東，貢獻了佔全國1/9的經濟總量、1/7的財稅收入、1/4的外資總額、1/3的對外貿易金額，更重要的是，廣東貢獻了深圳速度、珠江模式、市場機制，貢獻了改革開放意識和經驗。
如果說，20多年來，廣東爲中國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那麼今天，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廣東正試圖“闖出一條新路”。一場發展模式轉型的探索和創新，在這個先行地悄然展開。
發展到了關鍵時期
在廣東，這些年來，許多人開始關注“清遠現象”。
清遠市，距廣州不足百公里，屬粵北山區。咫尺之遙，卻在珠三角風生水起、溢彩流光的20多年裏，沉寂甚至被遺忘。當珠三角人均GDP已經超過5200美元時，以清遠爲代表的粵北山區，依然不足1000美元。
清遠窮得沒道理啊———許多人對此大爲不解。
不過，當廣東認真研究了自己的經濟結構之後，猛然醒悟：當年，“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是廣東階段性發展的必然選擇，也爲廣東今日的財富積累立下卓越功勳，但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經濟，也帶來了經濟對外依存度相對偏大、對內輻射有限的缺憾。
清遠，以及整個粵北山區和粵東粵西兩翼，與珠三角之間由此出現了區域經濟斷層，差距節節擴大；而珠三角地區在快速發展了20多年後的今天，也陷入了產業層次較低、企業規模偏小、資源消耗較大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困局”。
26年來，廣東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85.7倍，年均增長超過13%，放眼國內實爲罕見。然而，眼下廣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卻是：“發展面臨關鍵時期。”
事實上，發展的制約因素已經接踵而至。廣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先行者的煩惱”，資源、能源、環境、人口的壓力，經濟的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逐漸轉化爲各種社會矛盾，區域發展失衡成爲最大的心結。
煩惱不止於此。沿海其他省市的發力，讓排頭兵感到明顯的“被追趕態勢”；外商投資區域在全國各地擴大，外貿出口屢碰壁壘，也進一步考驗着廣東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心腹有患，後顧有憂。“轉型”二字於是頻頻從人們口中說出，過去那種投資拉動型、資源消耗型發展模式，已經到了必須“退出”的時候。
“經過26年改革開放，廣東已經從前期的溫飽消費型進入了享受消費型階段。”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認爲，“黃金髮展期，矛盾凸顯期，這是廣東的階段性特徵，必須用科學發展觀來打開廣東的新出路。”
現在，轉型課題又一次“先行”地擺在廣東面前。如何轉，才能繼續保持“排頭兵”地位，才能再領科學發展的風氣之先？
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兩座“城”的橫空出世，頗能體現廣東的“轉型”思路。
一座是在廣州東北部熠熠生輝的科學城。一座是在番禺小谷圍島上拔地而起的大學城。
兩座城都風景絕佳，兩座城都是大手筆：大學城投資逾300億元，聚集了廣東10所高校和10多萬學子；科學城佔地37平方公里，吸引了上千個研發機構、各類工程中心。
但是，廣東的“風景”不只於此。
在廣東決策者心中，這兩個加起來不到60平方公里的地方，某種意義上已成爲實現廣東模式轉型的重要載體之一；它們，以及它們所代表的科學教育文化，是廣東新一輪戰略構想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在尋找經濟增長方式如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思考和實踐過程中，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指出，廣東經濟的致命弱點就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關係廣東的發展後勁，關係科學發展。
然而，要迅速拉長以自主創新爲內核的內源型經濟這條短腿，廣東壓力不小。它表現在，以加工貿易爲特色的外源型經濟，造成了廣東民衆自主創業意識不強、與浙江人行商文化形成對比鮮明的坐商文化；教育、科研的力量也與其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稱，一些習慣了招商引資的各級地方政府，一時還難以適應內源型經濟的特點。
“過去20多年，我們幹了兩件事：吸引有錢的人到這裏來投資辦廠，吸引沒錢的人到這裏來打工。現在和將來，我們想幹另一件事：吸引全球最有智慧的人來這裏創業。”東莞一位幹部的話，說出了廣東各地尤其是珠三角的想法。問題是：如何創造吸引智慧的環境？
“自主創新的經濟模式所需要的政府運作、企業動力、人員素質、社會氛圍以及市場要素，在這裏都還比較緊缺。”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廖兆龍說。
廣東的決策者們敏銳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已經由最初政策、技術與資金決定的淺層，進入了由制度、精神和文化決定的深層。廣東經過十幾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原有支撐增長的條件已經逐步弱化，今日之廣東，急需創造新的條件以“激活”自身的發展。
廣東科教事業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投入、高速度發展階段。在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建成之後，全省21個地市掃除了職校盲點；爲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省裏組織聯合投入2億多元，對應用軟件、中藥現代化、生物製藥等5大關鍵技術領域專項攻關，更通過類似廣州開發區“四區合一”的體制創新，使得在國家級開發區中一度處於中等水平的廣州開發區，財稅收入和利潤率等經濟指標躍居全國前列。
在廣東，“自主創新”是一個不斷被提及的流行語，被視作廣東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核心競爭力。但當我們近距離觀察時，深深體會到，“自主創新”還有另一個更深的含義：發展模式的自主創新。
同樣是民營經濟兩大重鎮，比鄰而居的南海與順德，卻走出了各自迥異的版本。前者以8大專業鎮的中小民營企業爲特色，後者則以大企業、大產業而著稱。
同樣是企業自主創新，“華爲”正確處理了技術與市場的關係，確立了客戶需求導向戰略；而“美的”則通過合資控股，一舉掌握了外資方的核心技術。
同樣是機制創新，深圳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和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加快區域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廣州則建成了大批特色“孵化器”，引進各種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組建風險投資……
改革無定規，創新無定式。就這樣，創新成爲新的歷史條件下廣東進一步發展的生命線和靈魂。至少在廣東，有兩點是任何地方都認同的，這就是：允許改革者大膽試，大膽闖；創新的主體是全民。
更爲可貴的“拐點”
上半年，廣東的一些經濟指標增幅回落。
就在外界關注“廣東經濟出現拐點”時，廣東的許多幹部，卻在爲另一些“拐點”感到高興。在他們眼裏，這些“拐點”恰是廣東發展模式轉型的“起點”。
2004年，廣東5個山區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5.0%，增幅首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8個百分點。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長26.2%，增幅首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0.1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增幅首次高於城鎮居民收入。
沉寂多年的“清遠現象”也演繹了完全不同的續集：多項經濟指標前所未有地“大跨越”到了全省地市之首。
不要小看這幾個“首次”！
過去20多年，人們對廣東的印象似乎就是富裕的珠三角。珠三角的富裕名不虛傳，但是，廣東21個地市中，僅佔全省面積23%的珠三角7市，集中了全省78%的經濟總量和85%的財稅。另兩個“1/3”分別是粵北山區7市和東西兩翼7市，他們各自的人均GDP，僅是珠三角的1/5和1/7。一段60公里的路，居然就可以讓兩端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出現“熱土”與“寒極”。難怪廣東人自嘲有“兩個廣東”。
現在，“拐點”乍現。
“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廣東省政府研究中心主任謝鵬飛相當興奮。他上一次的“興奮”，是在2001年廣東經濟總量與城鄉居民儲蓄雙雙過“萬億元”的歷史性突破時。
“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20多年來，高速發展的廣東經濟帶來的區域失衡的局面，終於出現了轉機。這是廣東發展走向協調、和諧的一個具體標誌。”
廣東的決策層是這樣理解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是第一要務，沒有速度不可能保證發展，但發展一定要解決“爲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的重大課題。
能不能讓各階層人羣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能不能給各地區創造和提供公平致富的發展機遇，能不能解決好再分配的公平問題，已經關係到廣東省委、省政府的執政理念和能力。“廣東現在到了必須解決、而且也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在這種思路的實踐中，廣東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更多變化：農民兄弟的負擔又大大輕了；別的地方房價上漲，這裏是難得的平穩；職介所進入了社區，魚兒遊進了珠江，貧困學子圓了大學夢，外來員工有了法律援助，十大民心工程、文化大省構想、資源節約型社會部署、依法行政規範、現代公民教育體系等等，更把廣東的“和諧”提高到更高層面上……
“這些舉措可能一時難以體現在近期的經濟指標上”，省發改委副主任朱耀忠坦言，“但它對廣東今後的成功轉型影響至深。”
“決勝在未來，增長看後勁。”這大概正是採訪接觸的廣東人，普遍讓人感覺到信心十足的重要原因吧。
不謀全局難謀一域
7月28日，“第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在成都降下帷幕。
從設想到實踐僅一年多，這個新事物，推進之快、成果之豐、影響之大，已爲海內外矚目。2004年底，胡錦濤同志在廣東視察工作時就明確指出：“積極推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對各方都有利，要搭建並利用好這個平臺。”
去年6月，珠江流域的9個省區以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最高行政首腦，共同簽署了9＋2的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從那以後，他們經常坐下來，討論如何更快打通基礎設施瓶頸，修路通江；商議着彼此之間金融業、製造業、勞動力如何互補，珠江流域怎麼攜手共治，信息平臺如何共享；最近，更一起謀劃着9＋2的“十一五”整體規劃戰略……
爲什麼要如此積極地推動這樣一件大事？廣東的回答是：“泛珠合作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潮流，符合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在反思廣東發展後勁乏力時，廣東經過多次討論意識到：國內市場和來自省內、國內的經濟腹地，應該是廣東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依託，是廣東經濟“兩源”並舉的另一個重要根據地。
這個想法後來也被許多人形象地稱作：“一向‘坐北朝南、緊盯港澳’的珠三角，要‘回頭看’了。”廣東的眼光，看到的比這更高、更遠。
他們思考的是：廣東與周邊地區如何順“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勢而動，在即將啓動的東盟與中國“10＋1”自由貿易區中的定位與分工更合理？毗鄰港澳，廣東如何才能更好地體現中央對港澳地區的支持作用？面對國家東中西部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廣東怎樣發揮好一個經濟強省與排頭兵的作用？在市場經濟與行政區劃經濟的衝突中，廣東和周圍地區如何按照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優勢互補，與長三角、環渤海兩大經濟圈同臺共舞？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廣東的領導深知責重山嶽，常常以此自勉。
細心的人們已經發現，廣東現在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已越過了一域、一時、一任。
制定工業9大產業的發展方向，廣東請來國內8大權威部門的200多位專家學者，耗時近一年，爲9大產業號脈、會診、開處方，形成了320萬字的廣東《競爭力報告》。廣東人說，橫看成嶺側成峯，審視廣東就需要“全球視野、全局觀念、行業高度”，專家們則說，廣東“有戰略眼光，有科學決策理念”。
珠三角經濟與環境究竟如何協調發展？廣東省政府與國家環保總局合作，制訂出全國第一個針對區域城市羣的環保規劃———《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評價：“爲東部地區在環境優先的前提下率先進入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積累了經驗。”
看上去，廣東似乎已經初步摸到了一條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符合廣東特點、時代特徵、中國特色的新路。
務實的廣東人卻認爲，“闖出一條新路”在某種意義上比“殺出一條血路”更難。
8月26日，正值深圳特區25週歲“生日”。這一天，人們不斷聽到深圳領導關於“轉型”需要的“三個捨得”———捨得投入，捨得時間，捨得聲譽。他們說，經濟社會模式的轉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可能因不再單純以GDP論英雄而犧牲“以往的速度和讚譽”，因此，“要爲轉變發展模式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氣，敢於承受壓力”。
深圳是廣東的先行者，廣東是全國的排頭兵。將深圳的“聲音”放大到整個廣東、整個中國，會發現，它具有很強的共鳴。
新路爲什麼更難行？血路需要“破”的勇氣、“革”的力度，新路則追求“闖”的技巧、“立”的水平；爲追求跨越式發展，血路的殺出難免要階段性地難以顧及部分人羣的利益，付出包括環境、資源等成本代價，而新路的目標是在既有速度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創新，追求效率與效益，公平與和諧。
更大的不同在於：殺出一條血路時，廣東只是中國版圖上一個並不起眼的“工兵”；而闖出新路的今天，廣東在全國已是舉足輕重，要擔當起“排頭兵”的責任與使命。
一個新思路，一種新模式，其產生和成熟的過程，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其間，還會不斷伴隨着矛盾、探索、解決，這在過去26年的廣東，本身也是一個屢屢發生的過程。廣東能取得今日之輝煌，得益於兩大法寶：中央的指導、支持和鼓勵；廣大幹部羣衆的激情、膽識和奮進。
人們期待廣東，相信廣東，祝福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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