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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了錢，並負責爲大學推薦人選，大學提供師資等教育資源，雙方可謂盡心盡力，但是現實還是開了個無奈的玩笑，河北農大爲農村“量身定做”的人才竟然“水土不服”。
一個道理是，不符合實際的任何努力都要碰壁。
綜觀農村改革走過的路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任何政策要取得效果，必須符合農村發展的實際情況，符合農民的真實需求。無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無論是農業稅的減免還是實施最嚴格的基本農田保護制度都是很好的例子。
“拉郎配”式的農村人才教育模式值得檢討。大學方面雖然也設置了針對農村發展實際的諸如園藝、養殖等專業，但這種專業內容多大程度上符合參加學習的農民以及他們要回去的農村實際是疑問，要麼爲什麼畢業後的學生“都在等待、觀望”，而當地政府在推薦人選上、在制約當地發展人才瓶頸的認識上有多準確也是問題，要麼就不會出現70多位畢業生“在當地沒有找到跟專業相關的活兒”的情況。
“人才工程”能發揮作用的人才恰恰是那些入學前原本就是帶着問題上大學的“鄉土人才”，只有大學所教和農民所需結合起來時，教育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同樣在河北省，上世紀二十年代，晏陽初在定縣開創了平民教育運動，使當時一大批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和真實的農村結合起來，去救治被認爲是中國農民四大病的“貧、愚、弱、私”。他們注重深入農村做社會調查，所有的教育內容都是用來解決農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歷史經驗值得借鑑。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並指出“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這個目標需要各級政府、教育機構和農民共同來實現，而政府和教育部門首先要充分考量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村發展的規律。
“一村一名大學生工程”對於河北農大是首屆，在全國也是“先吃螃蟹者”。它遭遇的尷尬也許正是它的意義之所在。河北農大的教師對“人才售後服務”不滿意，當地政府對學校的培養模式有看法。關鍵是培養出來的人才“無所事事、內心彷徨”，這和農村的“人才飢渴症”形成的巨大反差應該促使參與“工程”的各方改進農村人才的培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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