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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問題，有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官員在某論壇發言稱：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衛生總費用在不斷增長，可是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所佔的比重沒有相應的增加，反而呈現下降趨勢，“個人負擔加重政府角色弱化”的現實導致百姓看病難。(11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
初看這段話，似乎是一個官員能夠體諒到“老百姓個人負擔過重”的疾苦，從而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呼籲“政府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但後來一看這位官員的頭銜就明白咱自作多情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是在借“個人負擔過重”說“政府投入太少”，再借“政府投入太少”說“藥價不算高”，最終借“藥價不算高”來推卸“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價格部門責任。
看似體貼民情，實際上與衛生部“中國經濟不發達，政府無力爲全體人民提供基本醫療保障，衛生改革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之表達差不多，都是具體官員和具體部門在玩踢皮球遊戲，竭力把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推給抽象的政府。這些部門的發言向公衆傳播着一種幻覺，似乎醫療系統的所有問題，都可歸咎於“投入太少”這個宏大問題和“政府”這個抽象存在，而每個部門和每個官員都是揹負着無奈、“恨鐵不成鋼”的功臣。
抽象的政府要承擔什麼責任呢？我們又能拿“經濟不發達”的國情怎麼辦？買不起藥、看不起病什麼的，你們這一代人就忍着吧???這便是把問題推給抽象政府的用意。
我想問價格司官員的是：與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障相比，確實，我國政府的醫療投入不算高，這導致了個人承擔着衛生費用結構的很大比重，但是，如果這個國家的藥價正常的話，老百姓至於進不起醫院看不起病嗎？對於看病難，政府投入我們可能無從控制，但藥價卻本是可以控制的啊。
出廠價僅爲2元的普通藥品，經過流通環節的七繞八繞會漲幾十倍；一點頭疼腦熱的小毛病，花費卻動輒數百上千；17次藥品降價次次落空越降越高；很大程度上，正是藥品價格的失控導致政府對醫療改革的失控。藥價失控的語境下政府加大投入，只會爲虛高的藥價推波助瀾。君不見，相當部分的國家社會保障資金，實際上直接流入了虛高的藥價中，流進權貴的私人腰包。國家每增加一分醫療投入，都會被藥價鏈條中的權貴劫持。
而藥價爲何如此之高呢？正如一位藥商曝黑幕時說：藥品從出廠到賣給患者，要經過審批、稅務、藥品監督、物價等多個政府部門，只要有一個部門能夠切實負責、追根溯源，藥價就不會這麼離譜，這些實實在在的、可以追究到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官員身上的責任，能推給抽象的政府嗎？
一些官員動輒就說“中國經濟不發達，政府無力爲全體人民提供醫療保障”，可是，我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比現在落後得多，爲什麼沒有出現看病難的問題，反而很長時間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爲發展中國家的典範；國外有很多國家，包括很多發展中國家，其醫療服務在公平性上都要比中國做得好，我們怎麼做不好呢？美國一年的衛生醫療費用是一點三萬億美元，而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才一點三五萬億美元，全部用來吃藥，吃藥的數量也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發達國家政府高投入的經驗學得起嗎？可見，中國醫療問題的根本不在“經濟不發達投入太少”，不在於抽象的政府，而在於官員改革路徑的選擇和決策問題。
抽象的政府是由每一個具體的部門和具體的官員組成的，一個負責任的官員，是不會把問題推給抽象的政府的，他會勇敢地承擔起老百姓的責難，我們要警惕這種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政府投入太少”的新官場規避責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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