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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求是》雜誌針對防止和糾正幹部“帶病上崗”、“帶病提拔”的現象，刊載仲祖文的文章指出，杜絕這種現象，在工作層面上，重要的是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但文章同時承認，解決幹部“帶病提拔”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帶病提拔”已成爲一個約定俗成的詞彙。對它的理解，想來不會有人糊塗到以爲是提拔對象帶病堅持工作精神可嘉吧，相反，而是提拔對象身有劣跡，帶的是行爲乃至靈魂骯髒之“病”。像前不久山西省第一個落馬的省級高官侯伍傑，早在1995年就因在北京嫖娼被警方抓住，針對他的羣衆舉報也一直沒有中斷，但他從宣傳部長做到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再到省委副書記，仍然官運亨通，一路高升。毫無疑問，“帶病”的人一旦被提拔了，乃是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嘲諷。有人要說，“帶病”的，不提拔了就是。事情還真沒這麼簡單，那麼說它複雜，又究竟複雜在哪裏呢？(山西原省委副書記侯伍傑被雙開檢方已立案調查)
有這麼幾種可能。其一，其人表面功夫做得很好，換言之隱蔽得很深，很能矇騙周圍的人們，像陝西的“挎包局長”範太民、江蘇的“布鞋書記”邢黨嬰那樣，被小偷偷上門了才證明是大蛀蟲，弄得大家全都走眼。套用一句經典電影臺詞，不是我們無能，而是他們太狡猾。其二，古人所謂“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的現實應用。人無完人，優點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南朝的江智淵曾被當時譽爲“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事實上證明也是徒有虛名，沒有誇的那麼邪乎。問題是有的時候，何謂“長”何謂“短”首先就不好區分，再辨別孰多孰少就更難上加難了。其三，羣衆與職能部門在觀點上不能達成一致。羣衆認爲其人帶“病”，不該提拔，而負責提拔的部門或人不以爲然，覺得他橫看豎看都不錯。
哪位要是有心開列“帶病提拔”的複雜成因，還可以盡情開列下去，但僅此三點，足見解決“帶病提拔”問題的難度。比如侯伍傑究竟是該歸到其二還是其三，筆者就沒法拿定主意，只有取決於當事者的判斷了。
但“帶病提拔”的問題儘管複雜，終究必須解決。這關係到幹部隊伍建設的走向。今年4月，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關於切實解決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提出了防止幹部“帶病提拔”的六條措施。其中“確實存在違反規定選拔任用幹部問題的，要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頗見力度。但這“自上而下”的約束還須和“自下而上”的監督考察相結合，才能防患於未然。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那麼，該怎樣讓羣衆對幹部提拔擁有充分的話語權乃至真正的監督權呢？
我想，把“羣衆公認”的原則放在首位，解決幹部“帶病提拔”問題可能就變得簡單了，尤其當羣衆與職能部門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寧願傾向於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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