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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友
主持人：您好觀眾朋友，歡迎走進《新聞會客廳》。說起警察的職業我們都知道，辛苦、危險，其中最具有傳奇色彩的恐怕就算是刑警，而對於刑警來說，查辦涉黑案件就更富有挑戰性，今天我們節目請到的嘉賓就是一位刑警，24年的刑警生涯，同時在生死邊緣應該說有過多次歷險，最近幾年查辦涉黑案件成為他面臨的新的挑戰。介紹今天的來賓，遼寧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總隊長許文有，您好。
許文有：您好。
主持人：您當了24年刑警，這幾年纔開始涉及到涉黑案件，這種案件和普通的刑事案件最不同的是什麼？
許文有：這類犯罪最大的特點是它的組織性，固定的犯罪團伙成員，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稱霸一方，特別是和一些少數的公檢法，少數的黨政官員勾結起來，這些人保護他們的一些非法利益，使他們在一個地方得以稱霸一方，難點就在於他們有後面或者上面的保護傘。
主持人：有組織的犯罪顯然危害性更大，而你們作為偵破來講，困難也就更大。
許文有：但是實際上在打擊刑事犯罪的斗爭中，真正的困難不在於案件本身，在於案件後面的難度和復雜性。
主持人：您所辦的這些涉黑的案件當中，保護傘起到最大的作用，給你們造成最大障礙的是哪一次？
許文有：在打擊過程當中，我們感覺『4.05』專案的保護傘和其它幾個案件相比較而言，『4.05』專案的保護傘把公安局的局長，各級公安機關的同志，政法戰線的同志們拉下了水，腐蝕性很強，成為他們真正的保護傘，在這個案件中是表現得比較突出的。
主持人：這是在准備辦案子之前就已經知道背後有一個關系網和保護傘，還是在已經開始辦理逐步偵破的過程當中，這個保護傘慢慢的顯出來了？
許文有：保護傘的發現和出現是隨著案件的發展、案件的推進，不斷被發現的，他們也是不斷暴露的過程。比如張宏東那個案件，後面的關系始終在案件的每一個過程當中不斷被我們發現。
主持人：怎麼發現，他怎麼表現出來的？
許文有：他們通過各種關系，找各種各樣的關系，花錢，跑北京，跑黨政機關，找所謂能辦事的人。有的是我們個別的黨政官員、政法機關的乾警、領導，直接參與了某些具體的犯罪。還有的是他們背後的，幫助他們處理犯罪之後的問題，還有的參與他們的一些經濟活動，這種保護傘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有的是用其它形式的。
2002年4月，遼寧省開始集中打擊以遼陽市和葫蘆島市為主的六個黑社會性質和黑惡勢力犯罪團伙，這一次專項打擊黑惡勢力的行動被稱為4.05專案行動，其中，張宏東案是其中較大的幾起案子。張宏東，綽號四毛子，曾經是遼寧中聯油集團原董事長，遼陽市人大代表，在遼陽當地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手下打手眾多，並且擁有相當數量的武器彈藥，可謂稱霸一方的『黑老大』。在此期間，遼陽市中級法院副院長、遼陽市公安局副局長富陽等人都成為張宏東的保護傘。
張宏東從1997年起，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共13起。其中，包括故意傷害犯罪、故意殺人犯罪一起，非法拘禁犯罪、偷稅犯罪，還有強迫交易犯罪、窩藏犯罪等罪行，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社會危害性極大，2005年6月1號，依法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
但是，從2002年『4.05』專案行動開始到張宏東被送上斷頭臺，專案組卻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來自這個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的能量，以及由此給專案組帶來的阻力和壓力。當時，許文有是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長，專門負責偵辦張宏東案件，作為一線的工作人員，在幾年偵辦的過程中，許文有的這種感受更加直接，他甚至一度受到了來自張宏東犯罪團伙對他的誣告和反撲。
主持人：當時告您什麼了？
許文有：告我受賄的問題，告我其它的一些問題，執法的一些問題，這都很正常，組織上去查，有沒有，組織上都會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
主持人：像這種誣告是匿名的還是署名的？
許文有：當然都是匿名的了，署名不就是都公開了，匿名是他們在保護自己的過程當中采取的他們認為比較高明的辦法，阻攔公安機關、政法機關對他們的打擊。
主持人：當面臨這種誣告在您面前的時候，有人跟你說，有人寫你的檢舉信了，你會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態呢？
許文有：正常。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特別復雜的環境，我們和涉黑犯罪也好，其它的刑事犯罪也好，進行的斗爭，我們傷害的是他的既得利益，要的是他的腦袋，判他的刑，這種打擊犯罪分子不會善罷甘休，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主持人：但畢竟某種程度上講損害了您的聲譽，您會氣憤嗎？
許文有：內心是痛苦的，氣憤也是正常的，但回答的就是，你會用最快的辦法、最直接的打擊，盡快把這個案子了結，只有這樣，沒有第二種選擇。
為了阻止許文有等辦案人員的查證，張宏東除了利用自己保護傘的關系進行自救，用誣告陷害等一些強硬的手段進行打壓，更會運用一些糖衣炮彈進行拉攏和誘惑，在被逮捕之前，他就曾經親自跑到鞍山市公安局，許諾送給許文有和他所主管的刑警支隊1000萬元的贊助。
主持人：在張宏東這個案子早期的時候，他曾經提出拿一千萬來資助您和您的刑偵隊，當時對您來講，這種金錢的誘惑在其它案子當中肯定也有過，但是一千萬算一個不小的數字，這個數字當時您聽到之後是什麼樣的反應？
許文有：這種情況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和工作當中是屢見不鮮的，是經常的。
主持人：當面跟您談的嗎？
許文有：當面跟我談，先說要給我們贊助十臺車，是這麼引申出來的，贊助刑警隊十臺桑塔納轎車，當時我當支隊長，我說張宏東你看我這個支隊長就值十臺車嗎？張宏東以為我嫌少，他連忙說我拿出一千萬，他是有幾億資產的一個老板，我說你還是好自為之吧。
主持人：您覺得作為警察來講，他這樣提出來對您是一種侮辱？
許文有：不僅僅是侮辱，還有對國家法律的褻瀆，還有更多的東西，我們拿了他一千萬也好，拿了他一百萬也好，拿了他一臺車也好，我們今後的偵查工作，今後的打擊工作，槍就軟了，刀刃就沒了，打擊就談不上了。
從2002年5月開始，經過司法機關近兩年的艱苦偵辦和調查，張宏東一案終於要迎來了法院宣判的那一天，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候，張宏東的活動能量仍然不可小視。果然，讓許文有等辦案人員沒有想到的是，張宏東一審被判無期徒刑，理由是張宏東有檢舉揭發的重大立功表現。
主持人：像張宏東這個案子，本來應該判死刑，然後變成了死緩甚至是無期，理由是他曾經有過立功表現，這樣的消息傳到您耳朵的時候，您怎麼想？
許文有：我很痛苦，很難受，不理解，作為一個辦案的公安民警也好，作為前線的指揮員也好，我不會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之後袖手旁觀，沒有態度。
主持人：那您當時有沒有覺得，這個結果裡有不正常的因素？
許文有：我感覺兩條，第一條，我們的偵查工作不到位，從我們自身上找原因。第二條，這個謎應當在我們認認真真研究之後，是真是假，他真立功嗎？能定得了他立功嗎？這些東西要靠公安機關自身的努力去回答到底是真立功還是假立功，到底存不存在真立功。
主持人：您對張宏東的判斷，他應該是死刑的一個結果是嗎？
許文有：我認為判他死刑確定無疑。
主持人：後來有了這樣一個結果之後，就等於憑空又增加了你們的工作量？
許文有：也不是，這個事情法院提出了這樣一種結果，宣布了這樣一種情況，作為公安機關來說，作為我們偵查部門感到自己的任務責任重大，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看我們哪些工作沒做好，沒做到位，要盡快想盡辦法做出更大的努力，把工作研究、落實，把證據找到。
主持人：您後來提供了什麼樣證據來推翻了這樣的說法？
許文有：我們在研究案件的全過程之後，研究了每一句話之後，我們認為他的立功是要劃一個大問號的，因為他所謂的立功，他舉報的那個人就是他的犯罪團伙成員，他多次僱凶資助這個人去殺人，作為一個團伙的首犯，他怎麼能去舉報他的團伙成員？他多次在張宏東的唆使下去殺人。所謂張宏東舉報這個人立功，只是張宏東一個人的口供而已，沒有其它任何證據，這種情況下，犯罪團伙的相關證據是至關重要的，打開這個缺口，靠所有參加案件的犯罪的所有當事人到底是什麼情況，要一一落實到位。還有張宏東犯罪團伙，誰參與了這個案件的策劃，要把其它的證據都找到。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證言、證據都到位了，張宏東就不是一個舉報人，而是個參與人，是這個案件的策劃者、組織者、領導者。在最後張宏東准備槍斃的時候，我和遼寧省檢察院一位領導同志去見他一面，我問他，我說張宏東，你就要被槍斃了，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張宏東立刻就跪下了，他說許總，我對不起你呀，我說你怎麼對不起我，他說我讓人寫了誣告你的信，我就要死了，我太對不起你了，死在你手裡我服了。
主持人：為什麼他會對一個把他送上斷頭臺的人說對不起呢？
許文有：我相信一條，即便是犯罪的人，在他行將死亡的時候，他對社會發出的語言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他要告訴這個社會，他不僅僅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他是一種懺悔的表現，
主持人：他在臨死前的這一番懺悔對您的內心有什麼衝擊嗎？
許文有：有衝擊，衝擊很大。張宏東講，我太對不起你了，我不應該讓別人寫舉報你的信，我說你為什麼讓別人寫舉報我的信呢，他就說了一句話，他說就是為了讓你的領導查你，你不再查我了，他這就是為了達到讓領導查我的目的，我不再查他了。假如說我們對他的打擊，對他的查證不到位，他的打擊最後的結果是社會不滿意的結果，老百姓不滿意的結果，我們能饒過自己嗎？他也饒不過自己，這份責任沒有履行好。
主持人：像這樣的犯罪分子難免會有恃無恐，口出狂言，我有黑社會的背景，我有刀有槍，我還是人大代表，我看誰能把我怎麼樣，您碰到過這樣的狂妄之徒嗎？
許文有：他們的職務本身都是他們保護自己的外衣，自身就是一個傘，他自己就是一個傘，但是一切違法犯罪都是經不起在法律面前推敲的，一旦他的犯罪事實成立，公安機關的工作，依法處理也是暢通無阻的，關鍵是辦案者、辦案的指揮員怎麼認識這些事情，法律是不保護犯罪的，無論你在什麼位置，在法律面前你都是不得不老老實實認罪伏法的。
主持人：每次面對警察的時候我都會想起警察一句私下裡傳的自嘲的話，就是說做了一輩子的人，乾了兩輩子的事兒，得罪三輩子的人，而您辦這種涉黑的案子如果得罪人，得罪的就不是一般人，您所得罪的這些人有沒有反撲回來，對您有什麼影響的？
許文有：碰到得罪人的事兒，不僅碰到，而且當你去抓那些你都不願意抓的人的時候，那些有職務的領導，自己的戰友，身邊的同志，你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你必須去下手，不光是你的戰友怎麼看，你的同志怎麼看，社會的朋友，社會那麼多人怎麼看，得罪人是你無法逃避的。
主持人：您剛纔描述這種情景可以想象，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一個東西來支持你繼續往下走，往下做，支持你的是什麼呢？
許文有：兩個字，責任。你是乾這個的，你不去抓也得有人去抓，你不去做也讓別人去做。
主持人：涉黑的案件社會危害性大，你們辦起來困難大，辦成之後對社會正面影響大，對您個人來講是不是成就感也更大？
許文有：應該說打黑的工作和其它的工作一樣，只是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從來就沒有什麼責任盡完之後，還有一份責任之外的成就感。
主持人：當你查辦這些涉黑案件，犯罪分子要自我保護的時候，有沒有直接對您或者您身邊的乾警造成人身威脅的？
許文有：應當說是有的，也算是經常的。全社會應該都知道，我們每年向全社會公布的數據，警察每年要幾百名警察。我畢竟作為一個指揮員，在指揮的位置上，很多時候是在整個案件的決策、領導、指揮，但是我們的很多偵察員，具體的工作人員，辦案民警，他們面對的復雜性要比我們這些指揮員更復雜多了，因為他要面對面地對犯罪嫌疑人偵查、取證，和他們的家屬和親人打交道，這種腐蝕和反腐蝕的斗爭天天都在進行，這種威脅、恐嚇甚至是打擊，也天天都在進行。
主持人：在您身上沒有發生過？
許文有：在我身上應該說也不斷發生，但是我不知道而已，這是我認為的。
許文友，1980年開始進入鞍山市公安局，歷任偵察員，收審所所長，預審處處長，刑警支隊長，2003年開始任遼寧省刑偵總隊總隊長，在他25年的刑警生涯中,無論是在一線辦案，還是在帶隊伍和管理中，都有一種嚴厲的工作風格，也因此被同事稱為拼命三郎，一個玩命的刑警。
主持人：有人把您稱作是玩命刑警，說您辦案和管理的風格叫殘酷的溫柔，我想知道是怎麼一種殘酷，怎麼一種溫柔，這種殘酷和溫柔結合起來又是什麼樣？
許文有：所謂殘酷對我個人而言，我在管理隊伍當中，要求隊伍，要求我身邊的同志，工作的標准高一點，完成工作的質量好一點，工作多乾一點，我們的證據要取到位一點。
主持人：好像曾經有一個年輕的乾警，被派到深圳查案半年，孩子很小，半年沒回家，您就說什麼時候辦好什麼時候回來，辦不好就別回來，這裡邊好像只有殘忍，看不見溫柔。
許文有：我說的話比這還難聽。我說你死就死在那裡，案件辦不完，逃犯抓不回來，你就在那兒盯著，因為我們獲取的情報，那個犯罪嫌疑人就在那裡。
主持人：帶隊伍是這樣的帶法嗎？
許文有：有的時候是需要一點嚴厲的。
主持人：那您不怕這種表達方式傷害了這個年輕的乾警嗎？
許文有：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愛，這種愛是我們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去完成這項工作任務。當然你不僅僅是用這種簡單的方式對待工作，生活當中對同志，對集體，包括對家人，你的責任是可以用各種方式表達的。
主持人：剛纔咱們說的這件事兒，這個年輕人後來是辦成了案子回來的嗎？
許文有：都是要辦回來的。
主持人：辦不回來真是回不了家嗎？
許文有：回不來，在辦這個案件當中，有一個民警是抬回來的。他病倒在那裡了。
主持人：只有病了纔能回家，負傷之後纔能退回來。
許文有：特殊情況特殊處理，但任務必須完成。
主持人：像您這麼強烈的表達方式，事後您跟這個年輕人交流過沒有，他是什麼樣的感受？
許文有：不用交流，他知道我對他這種關心和愛護。
主持人：這是您殘酷的一面，溫柔怎麼表現？
許文有：溫柔，同志們家裡的事兒，同志們自身的成長和進步，你用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能表達的方式去表達，他也會感覺到，真和假之間誰都能分別得清清楚楚，當領導和同志們之間沒有距離的時候，說話是沒有障礙的，當你用一種真心的感情去和他連接在一起的時候，他心裡也能夠接受到一種真的東西。
主持人：說到您的玩命，您的司機做過一個統計，聽上去確實是挺玩命的，一天跑四個地方，八百公裡，一個月燒掉一噸汽油，汽車兩年換五次輪胎，這是什麼樣的一種工作狀態呢？
許文有：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全國的刑警每天早晨開始接電話，晚上到很晚，到大家都工作靜止的時候，電話纔停下來。
主持人：這對人來講承受得了嗎？
許文有：習慣就好了。
主持人：您的司機說您有一個本事就是上車睡覺，10分鍾也能睡一覺。
許文有：我這個人困了就睡，找個機會迷一會兒。
主持人：可是如果滿腦子都是事情，滿腦子都是事兒，滿腦子都是線索，人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讓自己腦子停下來，睡上一覺，養精蓄銳？
許文有：這就是一個習慣，當你要繼續工作的時候，工作不下去了，這個時候你必須停下來，迷上五分鍾。講一個故事，中紀委在辦遼寧『慕馬』大案的時候，我參與了，連續幾天工作，大家承受不了了，那天我主持會議，我說趴在桌上睡五分鍾，五分鍾之後再開會，20多人都趴在桌上立刻都睡了。
主持人：都有這個本事。
許文有：有沒有這個本事關鍵看他困不困，困了都能睡。
主持人：五分鍾能叫得醒嗎？
許文有：你的神經告訴你，你五分鍾之後要想醒的話你也能做到。
主持人：是不是做您這份職業，必須要有一個在短時間裡面迅速調整自己的本事纔行？
許文有：別人有沒有那本事我不知道，但我是習慣於這種工作方式。
主持人：在您20多年的刑警生涯裡，在生死邊緣一線間的時候多嗎？
許文有：生死邊緣應該說有過幾次，但是我畢竟是幸運者。
作為刑警，難免要經常面對刀槍、鮮血，甚至死亡，難免要經歷很多出生入死的時候，有25年刑警生涯的許文有也不例外。1992年5月的一天早晨，許文有得知特大跨市搶劫犯罪團伙的主犯王德剛藏在鞍山市齊大山礦區的一間宿捨裡。
許文有帶著抓捕小組趕到，他示意民警守住門口，自己帶人衝進屋裡，就在他撲向歹徒的瞬間，歹徒一閃身，用胳膊勒住了許文有的脖子，又用一把鋒利的剃頭刀，壓在了文有的頸動脈處，叫喊著：『誰也不許上來，誰敢上來，就殺了他！』凶犯1米85大個，膀大腰圓，生性凶殘。
大家一下蒙了，握著槍一時不知所措。無論是開槍還是不開槍，許文有都命懸一線。就在這個時候，許文有左手掰住了凶犯的手腕，右手一把攥住了剃刀。
歹徒想拔刀，許文有忍住疼痛抓住刀刃不放，右手虎口完全被豁開，激烈的撕打中，許文有用左手掏槍，對著歹徒的腿部開了兩槍，終於把歹徒被制服了。
主持人：我今天一來就特別想跟您握個手，特別想看看您的右手，您能讓我看一下您的右手嗎？好長的一道疤，再差一點這個大拇指就沒有了。
許文有：把這塊肉給割下來了。
主持人：到現在還影響工作是嗎？
許文有：它也是可以正常的，只是說打不開了，我們正常打開這麼大，它是這樣，肌腱斷了。
主持人：手去攥刀刃誰都知道這是什麼後果，當時會想一下嗎？
許文有：沒有想的可能性，你只有這個動作纔能保證自己不死在犯罪分子手裡。
主持人：當時肯定也不知道疼了？
許文有：沒有疼的感覺。
主持人：那個時候有其它的選擇嗎？
許文有：我認為沒有，只有那種選擇纔可能是正確的。
主持人：您抓刀刃這個動作事後講起來，您的同事覺得意外嗎？
許文有：他們也認為是正常處理的，當時還是要那麼處理的，那麼處理纔正常。
主持人：應該說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有危險的時候躲開，做警察的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本能反應嗎？
許文有：躲不開了，當時已經撲上去了，已經和犯罪分子攪在一起了。
主持人：如果你不用手去抓刀刃，把決定權讓犯罪分子和您的同事交流，可能嗎？
許文有：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但我身上挎著槍，他還可能把槍要去，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主持人：您在一瞬間就把這幾種可能性都想了一下？
許文有：沒有，只有處理的存在，沒有想的存在。當把他絆倒之後，我從他的刀下躲過去的時候，你纔感覺這件事兒似乎第一個動作處理完了。
在許文有的職業生涯中，1998年5月4日的追捕經歷同樣驚心動魄，那一天，被警方通緝的一名重大搶劫逃犯流竄到鞍山市的一個小鎮，在躲避警方的追捕中，逃犯將一名7周歲的孩子劫為人質，被民警和群眾包圍在一輛白色的面包車裡，逃犯對警察說：『給我一臺車、一支手槍，不然就撕票！』說著用匕首將孩子的頭部、頸部、背部劃破，身上多處流血。
現場指揮部緊急決定：『佯裝答應逃犯要求，借遞槍的機會擊斃歹徒！』可是，誰來開這個槍？一旦失手，民警難免留下罵名，對每個警察來說，這都是一個生死一線的巨大考驗。
許文有走上前去。孩子被逃犯裹在懷裡，兩人的頭部在一條彈線上。『這是你要的槍』，就在張偉吉身體傾斜接槍的瞬間，『啪、啪』，許文有兩顆子彈准確射入逃犯的眉心、眼角，孩子安全獲救。
主持人：這一槍打出去，打的時候，您的手是很穩的嗎？
許文有：當時的情況太復雜了，他要求我們給他一支槍，當他伸手接槍的時候，他的腦袋和被害人腦袋就岔開了一道縫。
主持人：有多寬的縫？他的頭在受害人的旁邊。
許文有：對，這時候打到被害人身上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小一點，這時候我們纔敢於射擊。我擊斃他的位置是在司機的副駕駛，把窗戶打開，在他伸手接我們同事送槍的時候，我是從褲兜裡掏出已經准備好的手槍。
主持人：那就是拔槍馬上就射擊了。
許文有：也只好如此。
主持人：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嗎？
許文有：我認為沒問題。
主持人：拔槍馬上就射擊，也沒有一個瞄准的時間，而如果稍有偏離，就可能是整個這次營救活動的失敗，這不會給人造成壓力嗎？
許文有：當時的情況特危險，也非常復雜，拔槍的瞬間槍必須響，這就是一個連貫的動作，當時的情況你再瞄一下，犯罪分子把槍接過來之後，那個刀一旦再把小孩處理了，我們這個責任就擔不起了。
主持人：您成功擊斃他是射擊的技術好還是心理素質好？
許文有：心理作用更重要，心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當一個人要做一件馬上要反應的事兒的時候，之前難免會心跳，有一些生理上的反應，有一些變化，您會嗎？
許文有：我認為都能正常。
主持人：就像楊利偉一樣，一直心跳70下，是嗎？
許文有：當時我感覺還是正常處理，我沒有感覺我的心跳加速了、緊張了，如果緊張會出問題的。
主持人：有過的這些經歷會讓您有時候反過頭去想想生和死的問題嗎？
許文有：想過生與死的問題，不是一次，也不是幾次，其實當警察的每個人都應該想過這些事情。
主持人：在這20多年的刑警生涯當中，面對生死的時候，每個人都難免會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所以您有沒有過瞬間的害怕或者瞬間的猶豫呢？
許文有：有很多時候，很多特殊的情況，作為我本身，我也沒有猶豫，我也沒有徘徊，你說這種情況，我似乎沒有感覺過什麼叫緊張。
主持人：應該說您從事的是一份高風險的職業，對自己可以想得明白，但如果這個危險性危及到家人，可能是每個人最不願意看到，也最受不了的，之前您會這樣想嗎？
許文有：其實我也想過，我的工作可能危及到我的家人，事實上不管怎麼說已經危及到他們了。我們每天回家很晚，他們提心吊膽，我們每一項工作在最關鍵的時刻，他們也通過不同形式得到情況，我們的歡樂，我們的苦惱他們都是伴隨的，他們受到的傷害不光是心理上的傷害，同時也將受到來自於方方面面不同的聲音，我們在打黑除惡當中不是都得到很好的評價，這種評價來自於不同的人，不同的聲音，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其實面對的危險和威脅應該說是經常的、正常的。
主持人：您心裡把它當成正常的了，您家人能嗎？
許文有：在一段時間裡是不可能的，時間長了，能不能都得承受，這就是當警察的家屬，當警察的親人，必須面對的一種現實。
主持人：聽得出來您對警察這個職業的情感，除了對它的責任、大義很明確之外，這個工作本身帶給您的快樂是什麼？
許文有：應該說有很多時候是把這個案子做得很好，領導和群眾都很滿意，這是一種快樂。但是我們內心追求的快樂，警察內心追求的快樂是希望犯罪越少越好，犯罪的危害性越小越好，也就是說社會那種平安的狀態，老百姓希望一方平安是我們內心最高興見到的事情，我們希望的事情。
主持人：也有人說必須是喜歡刺激生活的人纔能乾得好警察，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許文有：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不希望刺激，我們希望平平靜靜地生活。
主持人：這種說法太戲劇化了，看電影、電視劇看多了。
許文有：實際有的人小說裡，戲劇當中希望刺激，刺激多了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的社會不需要刺激，我們的社會需要平靜、安寧。
主持人：如果有一天不做刑警了，您會覺得是一種留戀，還是獲得了一份輕松？
許文有：我曾經乾過多年刑警，而且在這個事業的發展過程中，也曾經被當時的鞍山市委調去當政法委書記，至於說乾什麼職業，我希望由組織去選擇，組織上需要我當刑警，我當到底，當到退休。
主持人：您太遵守紀律了，連回答這種很個人的問題都從服從安排的角度來回答。
許文有：我認為作為職業的警察還是講服從為好。
主持人：是什麼讓您或者說讓警察在不斷付出的時候，獲得一種平衡呢？
許文友：你的心理狀態是不斷調整的，讓我們的警察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所以說苦一點，累一點，虧一點，但是作為警察這份責任，當看到群眾那種笑聲的時候，一切也就算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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