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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央情報局(簡稱“中情局”)近來簡直像個新聞中心，“特工門”泄密案鬧得沸沸揚揚，該案的兩名主角威爾遜和普萊姆既是夫妻又是中情局同事。由於涉嫌故意泄露普萊姆的海外特工身份，美國副總統切尼的辦公室主任被迫辭職，民主黨則要求切尼辭職、布什道歉，這些戲劇性變化使美國公衆對神祕的海外特工越來越感興趣。
情報改革催生更多海外特工
“特工門”雖然把美國政府搞得灰頭土臉，但美國的情報改革仍選擇以強化人力情報爲突破口。
10月13日，美國首任國家情報局局長內格羅蓬特對外宣佈，美國將成立一個名爲“國家祕密行動司”的新機構，統一協調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和軍方所有情報人員的海外活動。據報道，“國家祕密行動司”的負責人是一個代號爲“喬斯”的中情局高級特工，他將配備兩名副手，其中一人不僅監管海外特工的情報收集工作，還負責監督招募、訓練及管理所有特工。而另一名副手將負責“國家祕密行動司”的日常運轉。此外，美國國家情報局於10月26日在其官方網站上公佈了最新制定的2006財政年度美國情報策略。一位情報高官透露說，國家情報局準備削減一部分技術情報項目，省下來的錢“將被送到海外特工手中”。爲回報情報首腦的知遇之恩，中情局局長戈斯親自制定了一項名爲“進攻性計劃”的改革方案，其核心內容是派特工祕密打入恐怖組織和朝鮮、伊朗等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目的是用這種風險更大的方式換取貨真價實的情報。
“黃金歲月”持續了20年
美國人力情報活動的歷史與美國的歷史幾乎一樣長。在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重視人力情報工作的領導者就是赫赫有名的開國總統華盛頓。據史料記載，華盛頓接任美軍總司令後沒幾天，就着手在波士頓建立一個祕密情報網，他撥出的第一筆開支就是給他手下一名特工300美元的活動經費。當年，內森·黑爾是華盛頓手下最出色的特工之一。1776年，內森·黑爾裝成一名教師潛入英軍在長島的陣地，結果不幸被捕。被絞死前，他留下了那句不朽的名言：“我唯一的遺憾就是我只能爲祖國獻出一次生命。”直到今天，在美國中情局總部入口處仍矗立着一尊內森·黑爾的銅像。
如果說從獨立戰爭開始，美國人力情報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那麼，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美國形成了以中情局爲龍頭，各情報部門急劇膨脹的局面。而美國的人力情報蒐集活動也在這20年進入了“黃金歲月”。如1962年，美國偵察機發現古巴正在修建導彈基地，旁邊竟然停着裝有蘇聯戰略導彈的運輸車。爲此，美國馬上提高警戒級別，並開始進行戰爭動員。爲摸清蘇聯人的底細，中情局激活了其招募的蘇聯間諜———蘇軍總參謀部上校潘可夫斯基。當得知蘇聯政府不願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時，美國總統肯尼迪纔敢於下令武裝封鎖古巴，從而一舉贏得了古巴導彈危機的主動權。曾經的輝煌使美國比較重視人力情報，中情局專設負責情報祕密蒐集和隱蔽行動的祕密行動部。該部是中情局內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部門，所佔預算約爲中情局總預算的1/3強，僅編制內的工作人員就超過6000名。其中，接近2/3的人以外交官、商人、學者等身份作掩護，在海外蒐集情報。
是什麼使特工失去榮譽
雖然美國很早以前就重視情報工作，但在美國文化中，國家安全與公民自由始終存在衝突。加之美國社會多元化，很多事情不發生就說服不了大衆。如美國在珍珠港遭襲後，馬上成立了戰略情報局，該組織在對軸心國的情報戰中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作用。二戰剛結束，美國國內就是否有必要在和平時期保留一個獨立的專業情報機構展開辯論，1945年10月1日，戰略情報局被撤銷。1947年，中央情報局在冷戰陰影中誕生，經歷了20年的輝煌後，中情局也難逃遭到清算的命運。20世紀70年代，中情局因在美國國內從事針對民權人士和反越戰人士的情報活動、在越南以慘無人道的方式蒐集情報而遭國會調查。在國會和媒體的壓力下，中情局特工的活動大大收斂，其形象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
越戰過後，美國特工似乎成了“人民公敵”。而冷戰結束後，人力情報的地位進一步下降。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傳統威脅降低。蘇聯解體後，中情局的強大對手克格勃不復存在。東歐劇變，很多國家倒向西方，不再是情報重點。二是技術手段發展迅猛。以美國的“鎖眼—11”偵察衛星爲例，其分辨率高達0.1米。按照這個精度，看清地面上的汽車車牌很容易。這種技術手段有反應快，風險小的特點，因此，美國情報界曾出現“技術至上”的風潮。三是特工蒐集情報的手段發生了變化。中情局的一名老特工羅伯特·巴爾稱，大多數中情局特工身着筆挺的西裝，住在豪華住宅裏，由僕人侍候着。他們所做的只是收買一幫當地的亡命之徒替他們賣命。儘管這些“僱傭軍”一旦被抓，等待他們的將是衝鋒槍的掃射，可對於那些幕後操縱的中情局“大爺”來說，憑着“外交豁免權”這頂保護傘，他們最壞的命運也不過是買一張飛往華盛頓的單程機票。
情報理念被殘酷現實不斷刷新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內對情報機構的懷疑和不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種不滿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冷戰思維沒有完全改變，情報機構將大部分精力放在蒐集有關國家的軍事情報上，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國際恐怖組織重視不夠。在冷戰時期，美國也曾設想過蘇聯等國會派特工到美國國內進行破壞活動，但這種行爲有很大的政治成本，蘇聯等大國要考慮到美國可能的報復，因此，美國應對國內安全危機的能力不足。現在的恐怖主義不計成本，這恰恰是美國最害怕的。
二是美國過分依賴高技術手段，冷戰後長期忽視人力情報的蒐集。10月6日，紐約市政當局和警察部門發佈警告，恐怖分子可能用炸彈攻擊市內地鐵系統，並宣佈實行最高級別戒嚴，全市上下一片驚恐。結果，《紐約郵報》等媒體披露稱，美國情報部門栽在了一個伊拉克線人的手中。這個線人把恐怖襲擊的細節描述得很鮮活，併成功騙過了測謊儀。有情報界人士感慨道，該事件凸顯了美國在伊斯蘭世界人力情報不足的窘境，“技術情報只能告訴你哪兒有裝甲車，而不能告訴你恐怖分子在想什麼”。
三是美國情報系統部門繁多，內耗和重複勞動較多。美國共有15個情報部門，能向外派遣特工的機構也不在少數，它們爲了彼此間封鎖消息，爭奪情報主導權，往往在沒有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聞風而動”，這使得它們的情報可信度大大降低。
四是情報界受政治因素干擾太大。美國《外交》雜誌曾載文指出，美國國防部在解讀不確定情報時“先在意識形態上定下基調，進而只選擇有利於發動伊拉克戰爭的證據，把一些可疑的、甚至不真實的情報來源作爲確切情報上報”。這種風氣助長了各級情報部門“報喜不報憂”的陋習，它們往往只一心揣摩上層意思，順着既定思路給出虛假的答案，同時也無形中迫使中下層情報人員養成了過於謹小慎微的習慣，生怕影響自己的前途。
這些情況使美國情報界認識到，美國情報體系已不適應冷戰後的世界格局，只有改革纔有出路，而改革的切入點最好選擇爲加強人力情報。
情報使用者決定一切
對於美國加強人力情報，很多分析家認爲其效果有限。因爲情報強調假設，其載體往往是一份又一份的報告，同樣一個事實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關鍵在於情報的使用者如何運用情報。美國的現行國家戰略是外張的，其強調對外輸出民主和自由的同時也強調國家利益，這就形成了很多雙重標準。在這種雙重標準下，美國對情報的運用也會存在雙重標準。因此，美國加強人力情報能否幫助美國製定正確的對外政策還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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