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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潤上百萬元的醫藥公司的董事長爲何會參與制造、販賣毒品？高學歷人才爲何會知法犯法，製造驚天大案？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近日開庭審理的該市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起制販毒案件，引發人們對這樣一系列熱點話題的爭論，以及對教育部門乃至整個社會對這類悲劇應如何警醒及防範的思考。
高學歷人才竟製造驚天制販毒大案
2001年，一部名爲《黑冰》的電視連續劇，塑造了一個高學歷、高智商的醫藥公司董事長的形象。他表面上是個有頭有臉的“成功人士”，是留學歸來的博士，又是某藥業集團的總裁，擁有權力、金錢和名譽等一切，其實卻是一個躲在光環背後從事制販毒的大毒梟。當年，這部電視劇在讓人們震驚之餘，瞭解到禁毒形勢的嚴峻。而今天，電視劇創作的那段劇情，營造的那份緊迫感，竟然無情地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演繹。
今年上半年，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隊成功地破獲了一起特大製造、販賣毒品氯胺酮(K粉)案，摧毀製毒加工窩點1個，抓獲董輝等犯罪嫌疑人4名，當場繳獲毒品K粉22.5公斤(市值千萬餘元人民幣)、毒資40萬元、運毒汽車4輛。
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隊負責人江明介紹說，2004年2月12日，禁毒支隊在工作中發現，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合肥恢弘藥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董輝有利用公司的設備研製、生產K粉的重大嫌疑；原該廠技術人員吳顯明在蕪湖具體負責加工製毒。隨即組成專案組，對董輝制販毒團伙進行立案偵查。
2005年3月底，偵查人員接獲董輝將於近期與蚌埠毒販劉軍進行毒品交易的情報。4月4日上午，專案組得到可靠消息，吳顯明將於晚7時前將這批毒品送給合肥的董輝，由董輝連夜將毒品運往蚌埠進行交易。合肥、蚌埠、蕪湖三地警方通力合作，於4日21時30分，將正在交易的董輝和劉軍抓獲，並當場在董輝的車上繳獲K粉22.5公斤，在劉軍的車上繳獲購毒款30萬元。在蚌埠的抓捕行動成功後，另一組警力在蕪湖將交貨後返回的吳顯明及其妻子抓獲，摧毀了他們設在家中的製毒加工窩點，繳獲製毒原料、器皿及贓款10萬元。這一案件成爲中部城市合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制販毒案。這一案件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不僅因爲其涉毒數量驚人，更因爲其主要案犯皆爲大學學歷的高級人才。
“我認識到了自己犯罪行爲的嚴重性，希望法庭能給我一個重新改過的機會，給我一個用專業技能爲人類藥品製造做貢獻的機會，我一定會努力改造。”合肥最大制販毒案的頭號人物董輝在近日的法庭審理陳述中，流露出深深的悔意。其餘兩名疑犯吳顯明、劉軍也對自己的行爲表示了懺悔。
1962年出生的董輝，是本案的第一被告人。他大學本科所學的專業爲醫藥學，1996年辭職創辦了恢弘藥業公司，本人擔任董事長，從事新藥研究。據悉，他的製藥廠每年能有上百萬元的盈利，他本人也先後參加過安徽省甚至國家很多新藥的研製工作。在當地醫藥界小有名氣。
第二被告人吳顯明，生於1975年，大專學歷，所學專業爲化工，家住蕪湖市，曾是恢弘藥業公司實驗室的技術員。他辭職後，專門從事新型毒品氯胺酮的研製，是這次製造毒品的關鍵性人物。
此案中的毒品最終是要流入劉軍的手中。劉軍本人也是大專畢業，被捕前是蚌埠市龍子湖區政府工作人員。
那麼，這羣高學歷、有穩定工作、高收入的“人才”是如何走上制販毒的道路呢？
董輝在1998年開始研製一種抗腫瘤藥物的主要原料，一旦投入生產，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案發前，他正準備和某藥業集團簽訂上千萬元的合作開發意向書。那麼，既然擁有欣欣向榮的的事業，他爲什麼要鋌而走險制販毒品呢？在法庭上，董輝陳述了他一步步走向深淵的經過。
董輝最初萌生製毒的念頭，和他在蚌埠的朋友張學坤(另案處理)有關。2004年春節期間，張學坤請他幫忙製造氯胺酮。當時董輝雖知道私自生產國家管制的氯胺酮屬非法行爲，但覺得氯胺酮價格高、利潤大，又礙於朋友情面，便決定開始進行製造氯胺酮的化學實驗。由於自己實驗未成功，他便提供原料和資金，讓本公司職工吳顯明繼續實驗。實驗成功後，董輝以每公斤15000元的價格從吳顯明手中收購，再以每公斤25000元的價格賣給劉軍，從中每公斤謀利一萬元。董輝在法庭上坦言，利潤的誘惑和僥倖的心理，是他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根源。
而另一個主要案犯吳顯明，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則反覆強調，他並不知道氯胺酮爲管制藥品，也不知道未經允許生產國家管制藥品就是製造毒品。他稱，是法律知識的缺失讓他誤入歧途。他說：“因爲我對董輝一貫很信任，他在藥物合成方面很權威，是安徽一家醫學院的副教授。他說生產這個沒事的，我就相信了。”
事實上，除了信任，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項動力就是“錢”。董輝許諾，試驗成功後，合成一公斤氯胺酮，將付給吳顯明15000元。爲了這筆錢，吳顯明加緊了試驗工作，還把實驗室搬到了蕪湖老家的後院裏。
據公安部門介紹，吳顯明兩個月時間共製造了26公斤氯胺酮，成本只有15000元，而他們一旦出售就可以賺取65萬元，一旦流入毒品市場，就可能獲取暴利1300萬元，利潤是成本的800多倍。
近年來，“高學歷犯罪”在我國呈上升趨勢，其涉及的領域除了傳統的職務犯罪外，還包括制販毒、經營色情網站、偷渡人口、合同詐騙等社會危害極大的罪行。
定居法國的中國博士後李鍾洵在國外拓展事業屢遭失敗後，製造出一連串偷渡大案，直到東窗事發，被溫州警方拘捕。這位高學歷的“蛇頭”前後偷渡數百人，涉案金額達5000多萬元。
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緝毒支隊去年打掉的一個販毒團伙，其中有兩人是大學畢業。這夥人販毒足跡遍佈京城娛樂場所，經營毒品的種類最爲齊全，而且具有相當多的反偵查經驗。警方在其毒品藏匿地起獲搖頭丸455片110克，冰片453片35克，氯胺酮110克，大麻250餘克。
福建警方近日向媒體通報，從全省近期查獲的25起網上淫穢色情活動案件分析，此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鮮明的特徵：幾乎全是年輕人，多具高學歷背景。他們中既有在讀的大學生，也有教師、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去年審理的合同詐騙案中，7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學歷。急於成功的慾望，使這些高學歷人士採取不法手段，將自己的學識用在規避法律和與司法人員鬥智鬥勇上，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法律專家指出，高智商犯罪者的學歷高、文化層次高，其犯罪手段通常一般人難以實施。他們的行爲比較隱蔽，善於鑽法律的空子，因此會給偵查取證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目前高智商犯罪在我國呈上升趨勢，因而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
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我們應該反思些什麼呢？首先應該是敲響了人才培養的警鐘。安徽省社科院知名社會學家王開玉分析說，高智商犯罪者皆是一些有高學歷、有學識的人，他們利用才智犯罪，從根上體現了眼下的社會教育過於側重學歷提高，而缺乏法律知識普及和道德教育。
在應試教育的重壓下，學校的德育課程被一再壓縮，“問題學生”日漸增多。以初中爲例，現在道德教育主要依靠“思想品德”課，音樂、美術、勞動、地理、歷史等課程在廣義上也沾一點邊。升學的壓力往往使課堂上的“思想品德”教育並不能深入人心，從而無法給學生提供道德方面的指導和幫助。而學生的社會價值觀念不能充分地建構起來，當他們走進大學或走向社會後，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問題便會顯現出來，比如社會公德與公益意識不強、熱衷於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等等。
其次值得反思的，是盲目對高學歷人才的信任。
這些年來，我們忽視了對高學歷者，尤其是處於領導崗位的高學歷者的教育。我們總認爲“學歷越高，道德素質就越高”，只注重業務績能，不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沒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沒有督促處於領導崗位的高學歷者不斷學習。同時，一些企業組織的學習和進行的思想教育更多的是流於形式。
許多高學歷者對法律知識一知半解，不懂法、不知法，也是導致高學歷、年輕化、“黑智商”犯罪案件不斷上升的重要原因。由於對高學歷者的法律知識教育和行爲監督不夠，使部分人的法律意識淡薄，以至有些人觸犯法律後竟不知自己所犯的是什麼法。
另外，有些單位不適當地強調領導幹部的高學歷和年輕化，使少數思想意識和道德水平有問題的人也被委以重任，爲他們從事非法活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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