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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布什訪華在即。由於布什在訪問前夕接受媒體採訪時就美國的對華政策作出了務實和直率的新表態，因而他此次訪華備受世人矚目。布什稱中美關係“非常重要”，又“非常複雜”；對中國的崛起，布什沒有認爲是“威脅”，也就談不上“遏制”。相反，布什強調，儘管雙方有分歧和不盡一致的問題，但可以用坦誠的方式逐步解決。布什的這番表述與以往在美國政壇“中國威脅論”不絕於耳、強硬派議員口口聲聲要“遏制中國”和“圍堵中國”的叫囂大相徑庭，無異於向世人傳遞這樣一個信息：美國正在務實地調整對華政策，中美關係可望出現轉折。
期待布什訪華能全面推進中美關係
11月17日，我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的記者會上，就美國總統布什即將對中國進行訪問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希望通過布什總統此次訪華，增進共識，加強互信，擴大交流與合作，全面推進21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
這位發言人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要成就，中國人民依法充分享受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各種民主和自由，各國應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進行人權領域的交流與對話。
美對華政策趨於務實
布什在其第一任期內積極推行單邊主義的國際戰略給美國帶來的不僅是慘痛的教訓，同時也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以使用武力爲主的單邊主義不僅導致了美國傳統盟友的強烈不滿，同時也給美國自身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分析家們認爲，既然單邊主義路線行不通，那美國必然要尋找其他路線。這個其他路線是什麼？這條路線只能在大國關係的因素中尋找。作爲迅速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也就自然成爲美國尋找新路線的目標。
自今年8月在北京舉行中美首次高層戰略對話之後，中美雙方高層互訪勢頭不減，愈來愈多的美政界人物現在開始強調中國的“責任”，稱中國爲“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研究中美關係問題的分析家認爲：所有這些表明，這是美國深切認識中國的開始。
中美首次高層戰略對話的美方首席代表、現任副國務卿佐利克不久前對中國使用了“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一詞，被認爲是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明顯信號。
有分析家指出，此前，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無休止地談論“中國威脅論”，但現在雖然仍對中國崛起表示擔憂，但更多是在強調中國的大國“責任”。其中所透露出來的信息是：美國開始對中國有比較現實的認識。
與美國高官接踵訪華相呼應的是，佐利克9月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次個晚餐會上呼籲當局：之前美國一直是僅僅鼓勵北京融入國際社會，現在到了突破已實施了30年之久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時候了。
他說：“我們現在需要鼓勵中國成爲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我們希望加強對華工作，不僅僅是對上世紀形成的國際規則進行調整，而是使我們與其他方面聯合在一起，共同解決新世紀面臨的挑戰。”
佐利克還說：“如果沒有中國提供更大合作，美國將無法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或者是國內對這種體系的支持。”
佐利克在那次講話中還表示：把中國與20世紀40年代的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爲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他說:“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爲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繫。”
有分析家這樣評析佐利克的上述講話：“他的講話折射出美國決策者新的對華戰略思路：與其讓中國發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不如使中國納入到已經形成的世界體系中，讓世界體系的規則來約束中國，讓中國成爲世界體系中‘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而不是革命者。”
尤其令分析家們關注的是，繼副國務卿佐利克8月來京參加中美首次高層戰略對話之後，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和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不久前也先後訪華。這些重量級人物訪華期間所表達的都是對中國的關切，這足以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導向，也可以從中看出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
分析家們普遍認爲，今年以來頻繁的中美高層接觸，無疑傳遞出了中美都渴望在雙邊重要而又複雜的關係上有所建樹的積極信息，也顯示出中國已成爲國際舞臺上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美國高層與中國的頻繁交往，是務實之舉，預示着中美關係將出現新的轉折。爲此，人們對布什的行將到訪也寄予更高的期待。
研究中美關係問題的分析家們指出，前一時期，由於反恐不力、伊拉克戰爭的包袱以及美國內經濟的不景氣，中國成了其轉移國內矛盾的目標，因此，來自美國不利於中國的負面反應較多。
目前，中美關係的走勢較爲平穩。此外，中國國力不斷增強以及中美雙邊關係上的依存關係，使越來越多的美國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美中關係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會越來越重要。致使他們開始反思如何通過加強與中國的接觸與合作，來應對中國的崛起。
《紐約時報》著名評論家弗裏德曼認爲，中美間相連的不光是經濟，在全球反恐、在朝核危機中，美方已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國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這是美國開始奉行較爲現實的對華政策的根本之所在。
美對外政策變化的具體表現
以現任國務卿賴斯爲代表的務實派的對外政策變化，不僅僅表現在對華政策的變化上，同時也反映在諸如朝鮮和伊朗核問題等重大的國際事務上。
美國前中東問題特使、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丹尼斯·羅斯最近在媒體撰文說，布什第二個任期的對外政策呈現出了迥然不同的特點。最顯著的變化是，美國現在推行對外政策有個特點：幹勁十足。賴斯國務卿較之其前任鮑威爾要活躍得多，她世界各地到處跑；她不但重視面對面會晤的個人影響，更重視前往其他國家的首都、接觸當地人在公關方面帶來的好處。
羅斯認爲，如果說上述變化只是體現在風格上，那麼這些變化也有其重要性：美國在世人面前可以顯得不那麼傲慢無禮。此外，在一些問題上，美國的態度和趨向也有着本質的不同，特別是在對待朝鮮和伊朗問題方面。
他舉例說，在同朝鮮舉行談判的問題上，美國已不像過去那樣顯得猶豫不定。誠然，朝核問題的第四輪六方會談能達成共同原則聲明，中國比其他任何一方發揮的影響都要大，但是美國政府接受了原則聲明，而且還作出了幾項重大讓步。
正如美國政府允許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牽頭一樣，對於所謂歐盟3國—英國、法國和德國—在伊朗問題上的做法，美國政府的態度如出一轍。儘管美國政府沒有與歐盟3國一道參加談判，但是在後者同伊朗談判的過程中進行了密切協作，還支持3國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所做的努力，使該機構通過一項決議，宣佈伊朗沒有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規定的義務。
羅斯認爲，這是否意味着布什政府正在放棄第一個任期高傲的理想主義，代之以新的現實主義？賴斯提到了“現實理想主義”。她表示，哪裏對“民主改革”一無所知，就把“民主改革”帶到哪裏，美國政府不會放棄這個廣泛目標。但是她強調，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美國政府要因地制宜。美國政府現在準備向金正日政權再三保證，美國不會襲擊朝鮮，但是同時還新任命了一名特使，負責促進朝鮮的人權事業。
在評述賴斯及其主要助手奉行的“因地制宜”的對外政策時，羅斯說：賴斯身上似乎體現了理想和實際的交融。由於自己出身背景的原因，她重視大思想，瞭解使思想變爲現實的重要性。在她領導的國務院，她使一些人擔任要職，特別是羅伯特·佐利克、菲利普·澤利科和尼克·伯恩斯，他們3人胸懷大局，但是也知道，在外交政策上必須行動起來，不能光說。
羅斯認爲，賴斯之所以將現實理想主義作爲政策指導，是因爲她對同總統的關係充滿信心。不像鮑威爾，現在由她領導的政府機構大開方便之門，在她採取行動的過程中不會礙手礙腳。第一個任期內她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現在是國家安全顧問，兩人密切協作，這既折射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反映了他們共同致力於實現布什總統的目標。
美外交路線基調不會變
有分析家指出，布什在對外政策上已明顯轉變了原先的強硬風格，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賴斯外交風格的改變，但布什外交路線的基調不會改變。很多人甚至認爲：賴斯在遵循鮑威爾主義，推行近似於鮑威爾的政策。
曾在鮑威爾的政策規劃局工作的斯圖爾特·帕特里克說：“賴斯顯然想設法完成鮑威爾定下的數個目標。”國務院一位前任資深官員說得更直接：“這是沒有鮑威爾的鮑威爾主義。”
賴斯的立場還引出了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即她在本質上與前任鮑威爾究竟有多大區別。有分析家指出，儘管賴斯直言不諱的言辭表明她同意新保守派的觀點，即美國必須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來改造其他國家，但她過去9個月的行動表明，她仍是一名老牌的“現實主義者”，一個願意與“無賴”政府打交道並達成不那麼完美的解決方案的人。
分析家們還說，外交政策上的變化不應被誇大。雖然在路線方針上進行了調整，但布什班子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依然我行我素。在許多方面，它依然對國際機制充滿懷疑。
對此，有分析家認爲，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時，首先必須樹立這樣一種自信，即最大限度化解，甚至消除易造成衝突的因素，竭力營造建立互信氛圍，以實現在處理雙邊和國際重大問題上的真誠諒解和合作。
但與此同時，我們絕不能簡單地認爲，和平崛起的中國“塊兒大”，“你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以及中美關係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美國捨棄不了中國”，以至在處理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問題時，出現考慮問題有失偏頗和決策失衡的現象。
比如，在消除外界對中國實行軍事現代化的目的疑慮問題，中國可以提高透明度，大膽把自身實行軍事現代化的目的說清楚，讓外界意識到中國非但不是野心勃勃的“軍事家”，而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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